达梅桑先生急我所急，给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会议长，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个是莱翁神甫，当时住在索邦神学院，是一位很可爱的年轻贵族，在上流社会以罗昂骑士的名字风光了一阵之后便英年早逝了。他俩都突发奇想，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缓解了一下我的囊中羞涩。莱翁神甫对我很友好，想要我当他的秘书，但他并不富有，充其量只能付给我八百法郎，我很遗憾地拒绝了，因为这点钱都不够我付店钱、饭费和日常花销的。
博茨先生待我非常之好。他喜欢做学问，而且也有学问，只是有点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像他的女儿了，她靓丽可人，但矫揉造作，喜欢打扮。我有时在他们家吃饭。我在她面前简直蠢笨愚拙透了。她举止随便，令我胆怯，使我更加显得滑稽可笑。当她把菜碟递给我的时候，我便伸出叉子，怯生生地戳上一小块她送到我面前的菜，以至于她在把本要给我的菜碟递还仆人时，总要扭过头去，免得我看见她在笑。她没怎么想到，在我这个乡巴佬的脑子里，还是有点才气的。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雷奥米尔先生，后者每周五科学院例会之日都来他家吃饭。他跟雷奥米尔先生谈起我的方案，并谈到我有意把该方案呈请科学院审核。雷奥米尔先生答应帮忙，方案被接受讨论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由雷奥米尔先生领进科学院，并由他作了介绍，当天，亦即一七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我荣幸地把我为此准备好的论文宣读了。尽管这座科学殿堂确实名人荟萃，但我并没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感觉拘谨，我宣读论文和回答问题都还不错。论文获得成功，备受赞扬，我既感到欣喜，又觉得惊奇，因为我几乎想象不出，在院士们面前，一个不是院士的人竟然能与他们有着共识。委派审核的院士是梅朗先生、埃洛先生和富希先生。他们当然都是卓绝的人，但没一个懂得音乐的，顶多只是勉勉强强能审核我的方案而已。
在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既确实又惊奇地深信，如果说学者们有时候没有其他人的偏见多的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已怀有的偏见却更加死抱住不放。尽管他们的大部分异议都不值一驳，站不住脚，尽管我承认我在答辩时用词不当，拘谨胆怯，但理由是不容置疑的，可我一次也未能让他们听得进去，让他们感到满意。他们连我的意思都没弄明白，便用几句响当当的话，轻易地就把我给批驳了，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挖出一个叫什么苏埃蒂神甫的，说是他早就想到过用数字来记述音阶了，因此，足以说明我的那一套只是看着新鲜，实则不然。尽管我从未听说过苏埃蒂神甫这个人，尽管他那都没考虑八度音的记录单旋圣歌的七音记谱法根本无法与我那简便的方法相提并论——因为我的创造能容易地用数字表达音乐中的任何想象，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苏埃蒂连想都没有想到的东西——实话实说，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言，他倒确实是第一个发明者。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最初的发明夸大其重要性而外，并未适可而止，一旦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便信口雌黄，胡言乱语。我的方法最大的长处就是废止了移调和谱号，因此，同样一个作品，不管想用什么调子，只需在曲子前头换上一个字母，便可以记录下来，并可随意移调了。这帮大人先生曾听到巴黎名不见经传的乐师说过，移调演奏的方法一文不值，他们便以此为据，把我的方法中最显著的优点大加鞭笞，并下结论说，我的记谱法适合声乐，而不适合器乐，其实，他们倒是应该说，它既适合声乐，更适合器乐。根据他们的报告，科学院给我颁发了一张证书，极尽溢美之词，实际上却可看出，他们认为我的方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认为没必要用这张证书来装饰我要让公众来评判的那本名为《论现代音乐》的作品。
这件事使我不无理由认为，为了很好地研究一个问题，即使思想狭隘，但对该问题只要有专门而精深的认识的人，则远胜于对各门科学均有广博知识而对该问题却无专门研究的人。对我的方法所提出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来的。我刚向他阐述，他便看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他对我说：“您的记谱法，在简单明了地确定音值、清楚地表现音程、始终以简述繁方面，都是很好的，是一般的记谱法所做不到的，但它必须要动脑子去想，而这是总也跟不上演奏速度的，这是它不好的地方。我们的音符位置，”他继续说道，“一目了然，用不着动脑子去想。如果有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用一连串中间音符连接起来，我一眼就能看出由此及彼的渐进过程，而要弄清您的方法中的那一连串中间音符，我就必须把您的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地认明白，根本做不到一看便知。”我觉得他的意见无法反驳，当时便信服了：尽管他的意见很简单、很明显，但只有这门艺术的行家里手才能提得出来，所以任何一位院士都没想到就不足为奇了，但令人奇怪的倒是，所有这些大学者，他们知道那么多东西，可唯独不懂得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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