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bold2.奥古斯丁秩序的精神悖反
反西方的力量需要获得自己的精神凝聚力与道德正当性辩护，曾被意识形态所压制的传统宗教及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衰退的情况下，重新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世界因此开始陷入一种“文明的冲突”的状态。le=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预言了这一点。福山的两卷本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看似也放弃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当中的乐观态度。但刘擎先生认为福山前后著作中看似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他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说福山的成名作（主要依据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宣告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点，那么他的两卷本著作力图（通过政治秩序的演变）阐明历史走向这一终点的复杂而崎岖的路径。”参见刘擎《道路崎岖但终点未变——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简评》，发表于“澎湃新闻”，网址 （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3月15日）
多神世界开始在奥古斯丁秩序下面隐隐浮现，西方对此并未真正地有所准备，又一次精神悖反的过程于此展开。西方普世人权观的价值体系在冷战之后由于暂时丧失了真正的敌人，于是也就丧失了对于真正深刻严肃的政治问题的思考，逐渐走上对政治的技术化讨论，日常政治的琐碎与轻巧遮蔽了非常政治的深刻与担当，理想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渐被建制化，形成过度的“政治正确”，从而走向异化。“文明的冲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严肃的政治问题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当中。如果说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冲击，主要是在物质层面；伊斯兰教对于世界秩序的冲击，则主要是在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它使得西方秩序的道德正当性本身遭遇到挑战，并逼使世界直面“何谓政治”这个问题。非常政治有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重新激活，它需要特殊的精神强度与思想强度才能被真正地面对。精神强度与思想强度并不是一回事，对于问题的深刻反思需要思想的强度，面对决断时刻拥有行动的勇气则需要精神的强度。
在权利政治的时代重思“何谓政治”，需要先对权利观念进行辨析。对于权利的来源，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认识。权利可能来自传统，基于经年累月的社会互动形成了人们普遍默认的惯例，这些惯例对于人们的具体行为有实在的约束力，当它被法律化表达时，就成了“权利”。权利也可能来自理性，启蒙时代以来，理性要求将一切都置于自己的审视之下，各种现成事实并不因其作为事实便自动获得正当性，除非它们经过了理性辩诘而为自己争得了存在的资格，思想家们基于理性的建构确认了一些权利，它们会被具体化为一系列法律，作为评判现成事实的标准。权利还可能来自信仰，信徒们坚信自己与神之间的神圣契约，它规定了作为个体的人在世间的义务，也承诺了个体在世间的尊严，人世的法律不过是用来保障神所赐予的个体权利。这些不同的权利来源，呈现出的法律外观可能很相似，但是其底层的动力机制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些差别并不能通过对法条的分析而识别出来，它更多是基于对政治哲学，以及对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即使得法律能够活动起来的社会心理要素的分析而识别。
美国的权利观是基于信仰的。无论是《独立宣言》的开篇所言，造物主赐予个体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还是美国总统手扶《圣经》宣誓的传统；抑或美元上印的“我们信仰上帝”；等等，都在提醒我们，清教精神贯穿于美国的政治哲学与民情，它以某种方式规定着美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对于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le=清教有着强烈的犹太创世论lún_lǐ品性，严格遵奉上帝诫命，拒绝任何不是来自神命的东西。在非创世论的宗教背景下，人们认为在个体之上还有着一种个体无法摆脱的命运，个人的最高德性在于对命运的顺应，对自我yù_wàng的克服。清教则在创世论背景下否定命运与传统对于人的束缚，强调上帝与人的约法；如若承认命运与传统对于个人在绝对意义上的超越，无异于承认了在上帝之外另有一个神，连上帝的意志都无法克服它，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对清教徒而言，政治的基础是上帝赋予个体的道德责任——自由意志、自主决断、自我负责，而非命运与传统预先给定的框架。简单来说，在非创世论背景下的宗教看来，既定的命运是主宰，个体要顺从命运；在创世论背景下的清教看来，上帝所赋予个体的自由意志是主宰，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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