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触发了身体的某种自我保护机制，那段日子在邹厘脑海中变得模糊，像蒙上了灰尘的窗户，看不真切。
她至今仍记不起父母的葬礼是怎么举行的。
隐约有好多好多的哭声，好多好多的人，包围她，淹没她，让她窒息。
后来她开始在二婶家生活，她沉默不语地听着那些咒骂。
二婶骂邹厘的父母让她失去了丈夫，骂邹厘怎么不去死。
家中除了邹厘，还有两个小孩。
堂兄比邹厘大，在外地读大学，并不常回来，成绩优异，每年都能拿奖学金。
堂姐跟邹厘同年同月生，只比她大十几天。
邹厘与她朝夕相处，睡一个房间，一张床。
她的本子被堂姐撕烂，衣服上用红墨水画着大大的叉。
夜深时，堂姐揪着她的头发，双目赤红，像前来索命的鬼，说你爸爸害死了我爸爸。
邹厘被吓醒，一边哭一边说不是的。
头发被剪掉的那年冬天，凛风像刀子，划烂她的耳朵，冻疮又红又肿。
她跑出房间，天上挂着明晃晃的太阳，可她还是很冷。
眼前的世界像一个巨大的泡沫，在阳光下流光溢彩，一戳就破。
后来邹厘找到了福利院，偷偷跟里面的孩子一起生活。等被人发现了，通知二婶再把她接回去。
老院长跟邹厘、跟她二婶谈过好多次，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邹厘就这样继续着她的生活。
弱肉强食，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之一。
那时候的她敏感、阴郁、脆弱，看上去不堪一击，没有还手的余地，在学校沦为受欺负的对象。
秦则偶然间路过，帮了她一次。早春的夜晚，寒意料被扔进水池里，水太深，她不敢下池子。
秦则，见她头发湿哒哒的，在旁边的报刊亭买了包纸巾给她。
他什么也没问，她什么也没说，他们只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不久后，邹厘在学校再次遇见他，一眼认出了他。
他越来越瞩目，她越来越渺小。
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
她躲在阴暗的角落哭泣，痛恨自己的渺小。
周末邹厘寻了份新兼职，在台球室打临时工。
老板是个喜欢涂紫色口红的女人，教她一招：“不想被别人欺负，就跟别人一起去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
邹厘知道这样不对。
但她可以伪装。
她学着她们一样把头发染成各种颜色，跟老板娘学化妆。她戴上了鼻钉，和夸张的银色耳环。
那晚回家，堂姐看她的眼神充满忌惮，没有再扔她的东西。
她花了五十块，请人演戏、造谣，把自己弄成一个臭名昭著的小太妹。
以前欺负她的人，看她的眼神变得跟堂姐一样。
邹厘想，原来真的管用。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笑又想哭。
堕落的滋味太好，不受欺负的感觉太好。或许，从被狩猎者变成狩猎者也会很好。
但她不能那样做。
秦则的名字像一道围栏，圈住她。也像一道底线，提醒她。
邹厘觉的自己倘若真变成了烂泥，她就连喜欢他的资格也失去了。
她差一点点，就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好险。
成年后，她彻底独立。
离开了婶婶家，独自生活。听说堂兄在另一所城市定居，婶婶家全部搬走。
她跟过往一切切断联系，甚至改了名字。
她有在努力变得更好，认真工作。发觉自己对剧本感兴趣之后，也在尝试创作，投稿失败过许多次，但最近写的推理游戏剧本已经通过了。
邹厘有时候觉得她喜欢的人像月亮，高挂于天上。
她够不到。
他却照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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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天气好，邹厘坐在屋檐下，帮着福利院里的阿姨剥豌豆。
临近傍晚，外面云霞满天，门口驶来一辆黑色小轿车。
朱随缘不知从哪弄了一批儿童绘本，堆家里落灰，彭送送决定带来给福利院的孩子。
彭送送被朱随缘领养后离开福利院，已经有好些年没有见过邹厘。
他看着她，不确定地问：“姐姐？”
小时候，彭送送一直不知道邹厘的名字，她来路不明，孤僻认生，总独自待在角落。
之所以能记住她，纯粹因为她运气实在太差。
有段时间，孩子们背地里叫她倒霉姐姐。
彭送送觉得这样不太尊重人，就把“倒霉”两个字去掉，直接管她叫姐姐。
相隔太久，记忆朦胧。
彭送送觉得邹厘熟悉又陌生，叫她时并没把握。
邹厘却第一眼就能认出他。
不仅仅因为他是公众人物，还因为他是pinksky的成员，是秦则的队友。
邹厘经常刷到他们演出的视频，听他们的歌，去现场看他们演出。
“姐姐，真的是你呀。”确定之后，彭送送高兴地说。
他打架子鼓，在台上爆发力十足，下了台却软乎乎的。
尽管身量已经比邹厘高出许多，说话和行为举止仍然像个小孩。帮着剥豌豆时，他抓住几颗豆子往上抛，看一下能接住多少。
被老院长拍了下手背。
彭送送讨好地笑了两声，继续帮忙干活。
邹厘跟他聊了会儿天。
他聊乐队里发生的趣事，聊到顾小东，聊朱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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