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说道：“朕久知卿之大名，忠义智略，足以使敌国威服，四方安宁。因此，非相卿不可，卿勿推辞。”
李纲听了，顿首泣谢，又进言道：“昔日唐明皇欲相姚崇，姚崇以十事要讫，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上于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赐之施行，乃敢受命。”
接着，又奏其事，一曰论国是，谓“中国之御四夷，淮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变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牵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三曰议赦令，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祖宗。”
四曰议潜逆。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宜正典利，垂戒万世。”
五曰议伪官，谓“国家更大变，鲜有使节死义之士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污伪官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厉士风”。
六曰议战，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振其气。”
七曰议守，谓“敌性狡狯势必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冲。”
八曰议本政，谓“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
九曰议大任，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择而大任之，以责成功。”
十曰议修德，谓“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
次日，以李纲所上十事议之于朝，唯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纲又对宋高宗说道：“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当道本轻。在政府者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异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意。以威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动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不得已而后元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谓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银之扰。元帅府恕邦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愤妒邦昌者，则谓其建号易姓，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帅恕之，私也。天下愤妒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故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得之以不死。邦昌以臣议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
其时在执政之中，有与李纲持议不同的人。宋高宗又召黄潜善等语之，黄潜善一个劲地为张邦昌说好话。宋高宗又顾问吕好问道；“卿在围城之中，必知其故，以为何如？”吕好闻附黄潜善之言，态度暧昧，语持两端。说道：“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唯陛下裁处。”
李纲说道：“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之上？使道路之人见而指目说道：‘此亦一天子呀！’”说罢，又泣拜于地道：“臣不能与张邦昌同列，如若见面，当以笏击之。陛下如果一心要用邦昌，就请罢免了臣。”
宋高宗看到李纲嫉恶如仇，义正词严，当下也受到感染，变得十分激动。汪伯承见状，因风转舵。说道：“李纲之直，臣等不及。”
当时在金营之中留居有五十日之久的还有邓肃，张邦昌僭越，邓肃不为所屈。先是闭门不出，既而又投奔宋高宗，任之以左正言之职。宋高宗以为邓肃对金人围城前后的情况亲目所见，亲耳所闻。要他一一具奏，酌情治罪。
邓肃奏道：“叛臣之中，罪恶大的，有五等：诸侍从而为执政的有王时雍、徐秉哲、吴并、莫俦、吕好问为一等；由庶官及宫观使而起为侍从的有胡思、朱宗、周懿文、卢襄、李擢、范宗尹等人为二等；撰写劝进文与赦书的有颜博文，王诏等人为三等；由朝臣而为事务官者，私结十友讲册立张邦昌之仪者为四等；因张邦昌而改名者为何昌言和何昌辰兄弟二人，何昌言改为善言，何昌辰改为知辰，此为第五等。而叛臣之次者，依其罪恶轻重又分为三等：诸执政、侍从、台谏称臣于伪庭，如执政冯澥、曹辅等人，为一等；侍从者已行遣，独李会尚为中书舍人，台谏之中有被金人根括金银而被杖者，或以病得免者，其余之人无不在伪楚庭中听人号召，此为第二等；以庶官而被升迁者，不可胜数，这为第三等。其余的人也不过是苟守禄位，以求活命而已。这些人就可不必追究了，但也不可以委之一官职。”
至此，宋高宗在邓肃的奏疏中亲笔批文道:“邦昌僭逆，理合诛夷。原其初心，处于迫胁，可特与勉贷。责授昭化军节度使，谭州安置。而王时雍、徐秉哲、吴并、莫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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