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陷入究竟该找什么工作的困难处境，除过画画，我好像不会做任何事情，但是我早已讨厌画画，甚至见到有颜色的东西就心生反感。从重新回归这座城市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定再也不找一份和画画有关的工作，但除过画画我貌似什么又都不会。我为找工作空档期准备的积蓄即将花完，很快会陷入吃不饱饭的境地。
同样，这座城市的劳务市场成了我最终的选择，那个地方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第一天跟着一个装修队从上午八点干到下午十八点，在工人们标记的点上面用电锤打眼，然后将楔子砸入，我的手被电锤和榔头磨了三个水泡，赚了一百五十元。手上的三个水泡让我再次休息了两天没有做任何事情，我也深刻感受到自己在重体力体力劳动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这些在海边的那座城市并没有表现出来。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进入一家美术培训班做美术老师，我刚回这座城市时做的决定再次被放弃，我重新拿起了画笔。培训班学员年龄跨度很大，但大部分是小孩子和中学生，我身兼多职，每晚七点半至八点半为小孩子教，周内的白天为决定参加艺考的中学生进行强训。
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画的很出色，有些则画的一塌糊涂，也有一些没有一点儿的基础，就是为了高考才临时改学画画。我得从最基础的透视和光线关系讲起，怎样排线、怎样估算比例等。面对这种学生，我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讲完理论部分，然后让他们用铅笔连续练习一个小时的排线。接下来就是简单的几何体的练习，他们大多对我颇为尊重。
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性格内向的男孩儿，他个头不高，留着短发，带着高度近视镜，沉默寡言，我让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没有丝毫的绘画功底。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鞠了一个深深的躬，请我多多指教。三天之后，我就凭我的经验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他不适合画画，但这种话作为一个老师——一个给别人打工的培训老师，永远也不能说出口。他从小跟随父亲在日本生活，但最后父母离婚，他随母亲在国内生活，生活拮据，学习成绩一般，想走艺考这条路。这处于他母亲的考虑，她要让孩子出息，然后让他父亲刮目相看。孩子总是表现的心不在焉，我的话当做耳旁风，线排的乱七八糟，明暗关系甚至搞反，正方体画成长方体，并且屡教不改。
他经常画着画着就放下笔坐在那儿发呆，看到我从旁边走过去，就拿起笔随便做几下样子，我走开之后又恢复原状。一天，他的母亲问我他表现的怎么样，我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如实回答，我很想告诉她不要再让她孩子学画画了，那样只会浪费时间，趁还小，可以培养其他的兴趣和特长，但并没有说出来。而我的如实汇报让她大为恼火，接孩子回去的时候，在培训班楼下的门口含着泪打了他一耳光，并且说他就不能争点儿气怎么的话，孩子的眼镜被打的掉在地上，我赶紧跑过去劝她。她泪眼婆娑，带着无限的悔恨和无奈，仿佛整个世界都欠她的。
那一个耳光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眼镜将孩子的左眼刺伤，再经过三天的治疗之后依然失明，右眼又是六百多度的高度近视。我去医院看了孩子，他眼睛上蒙着纱布，依然沉默寡言。看到他的样子，我悔恨不已，我觉得孩子的这种后果和我有莫大关系。那些天，虽然没有任何人觉得我做错了事情，但我依然觉得罪孽深重，无论做什么都难以赎罪。晚上睡觉总是梦到那个男孩儿在我床边哭泣，空洞黯然无光的左眼流出的血而不是泪水。
我消极低沉，神色更显忧郁，每次指导学生的时候更加的用心，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在我的指导下在绘画方面有所进步，以弥补我对那个眼睛受到伤害的男儿过错——虽然就像很多人说的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往往事与愿违，能有非常明显进步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是快速的强训一到三个月便不见了踪影。来培训班的学生，只要上过三个课时，我便能准确的判断出他能学到什么程度，他能坚持多久，甚至可以从他问我问题的方式、画画时的小动作推测出来他的家长是怎样的人，往往准确无误。
小孩子的培训课有趣而简单，但维持课堂纪律让我感到困难重重，小孩子话多好动，动不动就从自己的座位起来满画室乱跑，课堂乱糟糟，像周末的集市。我从来没有呵斥过他们，总是细心引导，还要防止他们把铅笔含在嘴里咬。我有时候提出一个问题，他们能从其中引申出永远也回答不完的奇怪问题。他们想象力丰富，不拘小节，画的东西也千奇百怪，什么都画不像，但又很有趣。
我那段时间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租低廉的单间，房子是房东在楼顶加盖的一层小房屋，楼顶就一间房子，我一家住户，像是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独院。房间里面太热，我每晚也不再在外面随遇而安，而是铺张凉席睡在楼顶。
秋天的味道伴随着九月一起到来，这种味道只适合怀念，和在午后的草地上美美睡上一觉，这种味道总是让我不断的回想往事。从小时候第一次拥有记忆开始，什么都会想起，想起的事情让我觉得我人生中也遗忘了太多东西。当然，我也想起了毕业时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故事，仿佛已经远逝，仿佛又在昨日，朦朦胧胧却又触手可及。从回到这座城市的那一刻起，我总是避免去学校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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