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人原来信奉苯教，以占卜休咎、祈福禳灾、治病送死、“役使鬼神”等为其主要。传说吐蕃先王以苯教治国，直到7世纪时，苯教首领在赞普朝廷中还保持着较高的地位，如大小盟会时告神的巫者即是。松赞干布从泥婆罗、唐朝引进佛教，将佛像、佛经、法物等输入到吐蕃。据载，吞弥·桑布扎回国时也带来了几部佛教经典，以后译成藏文，自此佛教开始传入了吐蕃。松赞干布在吐蕃建立了大昭、小昭二寺以及12座佛教寺庙。不过当时吐蕃人绝大部分是信奉苯教的，即所谓“好咒誓、谄鬼神”，还没有多少人出家为僧。直到赤德祖赞赞普时代（704—755年），佛教才逐渐在吐蕃境内传播开来。
松赞干布对周边各国，采取了睦邻友好的政策。他在位期间，把坚持发展与唐的亲密关系，作为缔造强大繁荣昌盛的吐蕃王朝的基本国策，使吐蕃和唐朝的关系极为和睦，双方之间互敬互助，加强了彼此的友好情谊。尽管后来双方的统治者屡次失和，但两族的传统友谊却一直继续下来，双边使节往来与年俱增，络绎不绝，并在往返的信件中经常提到相互“虽云两国，实若一家”“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
据粗略统计，自贞观八年（634年）至会昌六年（846年）的212年内，双方遣使来往达到200余次之多，平均近1年就有1次。为了便利交通，吐蕃境内进一步完善了驿站制度，“百里一驿”，驿有“量顿官”，对唐使“接待殷勤，gongying丰厚。”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远征辽东返回。松赞干布立即派禄东赞入长安上奉表文，并献用黄金铸成的金鹅一只，“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作为吐蕃对唐友好的表示。
《新唐书》记载：（松赞干布）使禄东赞上书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高丽恃远，弗率于礼，天子自将度辽，隳城陷阵，指日凯旋，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夫鹅犹雁也，臣谨冶黄金为鹅以献。”其高七尺，中实酒三斛。二十二年，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从玄策讨破之，来献俘。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使臣王玄策应差赴西域途中在中天竺被劫，所携财物被抢一空，王玄策前往吐蕃寻找援兵。松赞干布闻讯立即派出精兵千余人，又请尼婆罗出骑兵7千多人协助，由王玄策指挥，击败了中天竺劫贼，虏其王执献长安，再次体现了蕃唐间的互助友好关系。
如吐蕃人原来“以毡帐而居”，穿毡裘衣，此后不少人“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了。“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唐代诗人陈陶的这几句诗，正是对蕃唐和亲后，公主入藏对吐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赞颂和真实写照。同样，吐蕃派遣青年到唐朝读书，吐蕃妇女流行的椎髻、赭面，以及吐蕃社会传统的马球游艺等，也传到了中原地区，为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增添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后，太子李治继位，他授于松赞干布“驸马都尉”之职，封爵“西海郡王”。松赞干布对唐朝新君继位当即上表效忠朝廷，致书唐朝宰相长孙无忌表示：如果在朝廷内部或外部有人想借太宗新丧和高宗新立之际而发动叛乱，他将亲自点兵赴难，共同讨伐叛贼。并献金银珠宝15种，请置太宗灵前。唐高宗李治对松赞干布的忠心大为欣赏，特加封他为“賨王”，下令雕刻松赞干布的石像，与其他业绩昭著的王公将相的石像一道列于唐太宗墓陵旁边，以示对他的最高奖赏。
文成公主历经千山万水到达逻些后，吐蕃人民欣喜若狂，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热烈地迎接这位象征汉藏民族深切、亲密情谊的赞磨（王后）。
文成公主知书识礼，博学多才，笃信佛教，她作为汉藏民族团结友好的先驱，将中原文化传播入藏，对于增进汉藏民族的亲密团结，促进中原和吐蕃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据西藏民歌流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带去谷物3800类，牲畜5500种，工匠5500人。尽管这些数字无疑有夸大、言过之词，但是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内地平原地区诸如农具制造、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磨等生产技术和历算、医药等科学知识，皆陆续传到了吐蕃。使当地人民的衣、食、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松赞干布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最广为人知的藏王。
松赞干布的一生，功绩卓著，他统一了西藏，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促进了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沟通了与内地唐朝的友好关系，推动了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松赞干布为加强与巩固政权，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迁都拉萨并建造布达拉宫；把西藏划为六大行政区域；推广佛教；创制文字；与唐王朝联姻，迎娶文成公主，并建成大昭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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