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小也是命啊！”伤员抽泣着说：“大哥回来，你怎么向他交待？”
“他？”赵传春哽咽：“孩子没出世他就让鬼子给打死了。”
“……”伤员张了张嘴，再没说什么。
二十多天以后，伤员养好伤，要去追赶部队，临行前，眼里闪着泪花，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军功章递给赵传春。“没有别的送你，这枚军功章是我用生命换来的，送你作定亲物吧！”
“胡说啥？”赵传春愣了。
“不是胡说，这是我的真心话。”
“是因为俺救了你，想报恩？那你就狠狠打鬼子吧！”
“咋？你看不上我？”伤员呆呆地望着她。
“不！是俺自己配不上你。”赵传春摇摇头。
“别说了，等着我！”伤员上前紧紧握住赵传春的手，泪流满面……
赵传春泪水涟涟送走了南下的伤员。从此，她夜思梦想，等啊，等啊，山茶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她从27岁一直等到了67岁，整整40年啊！伤员仍没回来。
1955年8月的一天，赵传春突然接到一张200元的汇款单，没有汇址，她想一定是他寄来的，因为她外面没有任何亲人。赵传春说：“他一定很忙，不然怎么连他的地址也忘了写，等他忙完了国家大事，一定会回来的。”她把钱取出来，跟那枚军功章一块放在枕头底下，一分一文都舍不得花。
1979年的秋季，村里遭了旱灾，赵传春的2.3分地里颗粒无收，眼看着断粮。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到已故丈夫的坟头上痛哭了一场，用铁锹扒出坟上的砖，换成了粮食。
直到今天，这位为革命献出了丈夫和儿子的老妈妈，一个人仍孤独度日，她该有多少向人倾诉的苦衷啊！
她思念亲人。她每天带着那枚军功章和200元钱，呆呆地站在村口，她还在盼，盼，盼……
她渴念着火红的生活。
也许是因为“红嫂”的缘故，下面所讲的几位老汉，人们曾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红哥”。
初次见到吕占瑞，他的形象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的人生旅途中，的确也有一段带有浪漫色彩的经历。1942年参军，1945年提为连长，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一直打到海南岛的鱼鳞港。鱼鳞港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天涯海角啊！十年征战弹痕累累，就连朝鲜战场上也留下了他保家卫国的足迹。从朝鲜回国后，吕占瑞感到无仗可打了，自己又认不了几个字，不是当官的料，便辞去职务，带着一大包军功章回到了沂蒙山。
30多年过去了，这位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住的还是老人遗留下来的草房，吃的还是硬梆梆的煎饼。如今，他那受伤的腿已吃不住多少力了，但还要终日劳碌。老伴死得早，他拉扯着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儿子又都是光棍汉。
我去见他时，豆大的油灯下，一家老少三条光棍躺在炕上，盖着一床被子，正讲着那打鬼子的故事……
告别吕占瑞老汉，由村支书引路，我来到李得老汉的家。一进门，头一下撞在上面的门框上。正在吃饭的李得忙把我扶进屋，说：“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们城里人不习惯……”
我们进屋坐定后李得继续用饭，用他仅剩下的3颗牙嚼着地瓜干摊的硬梆梆的煎饼。嚼的是那样费力，那样艰难，一时间也嚼碎了我少年的梦。哦，沂蒙山，撩人情怀的山；沂水河，撩人情思的河……
此刻，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一顿饭曾吃20张煎饼，一下背起一个大个子伤员、两支步枪、4颗手榴弹、一颗大地雷，加起来200多斤的李得吗？无情的岁月已使这位一米八二的巨人身躯佝偻起来，极难想像他年轻时的英姿。我掏出一颗带嘴的香烟递过去，李得摆摆手，没接。他拿出长烟袋吸起来，刚吸了几口就剧烈地咳嗽。
“什么烟，这么呛？”我奇怪地问。
“树叶。”支书低声说。
“庄户人不讲究。”李得老汉像是听到了支书的话。
谈起现在的生活，李得老汉告诉我：“好哇，好哇，托党的福。现在没有鬼子糟害，没有国民党压迫，再也不用‘跑反’了，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他真诚地作答。
“还吃地瓜干？”我问。
“这就不错了，前几年老吃国家救济粮，也把国家拖累得不轻啊！”李得负疚地说。
李得是沂蒙山著名的民兵战斗模范。他救护八路军伤员的事，曾被传为佳话。那是在三十多年前的鲁南战役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接连从战场上背下3名女伤员，一个个背回家，熬药喂饭；天亮了，再一个个背进山洞，隐藏起来。敌人3次“围剿”，4次“扫荡”都没能找到这3位女伤员。其中一位患重病的女伤员，他整整护理了3年。3年啊！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该有多少风风雨雨啊！
李得有3个儿子，因娶不上媳妇都先后去东北，在那里安了家。李得和老伴都是70多岁的人了，还要披着太阳、顶着星光，耕耘播种。儿子来信让他们去东北，他说：“这里每个山头上，都有共产党的骨头，共产党的血，俺舍不得！”
话说得很坚决。
沂蒙山人呵！有人说你是挂满勋章的乞丐。是这样吗？你们有的是勋章，可你们从来没有乞讨过。你们有功于革命，有功于人民，却从不居功自傲。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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