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一座山、一座山地拜访佛门时,已经心生不安。那么多智慧在山头间闪耀,山路上问道者络绎不绝,那么,山脚下呢?山脚下存在着大量儒家书生,他们毕生都在为国家伦常而传道、授业。他们偶尔抬头仰望山林,心情会是如何?
当然会不爽。最典型的是唐代文坛领袖韩愈,他在《论佛骨表》中开头就说,佛教并非中国产品,是从“夷狄”外邦传进来的。在传进来之前,中国的三皇五帝都很长寿,传进来之后,中国帝王的寿命反而短了。他还说,我这样攻击佛,如果佛是灵验的,那就惩处我吧,我等着。
更多的儒家学者则根据中国的精神主轴上提出质难,认为中国历来倡导“忠孝”,但是,佛教讲“出世”就失去了忠,讲“出家”就失去了孝。还有不少评论者指出,佛教建造了太多的寺庙,靡费过巨,占地过广,又形成了大量非生产人口。
这些批评,看似有理,实则无理。韩愈不知道,佛教并不许诺“寿命”,更不许诺帝王的寿命。说到“忠孝”,佛教恰恰是要审察这类“社会责任”之上的人生奥秘。而且,佛教希望广大信众,不是成批地“出家”,而是更好地“在家”。
儒家学者中那些善于学习的人渐渐明白,佛教的盛行,正好暴露了儒学的短板。儒学张扬的是社会秩序,佛教探究的是人心本性。社会秩序是统治者的课本,人心本性是一切人的疑问。社会秩序的课本,必定掺杂大量权势的意愿;人心本性的疑问,却会启发天下众生的觉悟。
既然如此,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儒学能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身段,从外部获得更多教益呢?但是,要儒学获得教益是一件麻烦事,因为它历史长、背景阔、资源多,很难大幅度转型。如果不是大幅度转型,它获得的教益总是有限。
幸好,儒家学者中毕竟还有杰出的明白人,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于是,从唐代开始,尤其是在宋、明两代,儒学发生了重大转型,产生了“新儒学”。如果说,旧儒学的重点在于弘扬伦常秩序,那么,“新儒学”的重点在于探掘人心本性。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重大影响。
“新儒学”可分为“理学”和“心学”。“理学”之“理”,是指“天理”;“心学”之“心”,是指“心性”。
新一代的儒家学者认为,社会秩序中的种种是非,关乎一种比较抽象的本性,他们直称为“性”。而这“性”,又与“天”有关。他们从儒家早期经典《尚书》《左传》《孟子》中找到种种有关天人之间神秘关系的文句,进而系统地探究人世的起点和归结。对于这样的探究,旧儒学兴趣不大,着力不多,而新儒学则突飞猛进。
但是,即便如此,“新儒学”与禅宗仍然有极大的差别。不管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显得严肃、沉重、吃力,而禅宗却是那么轻盈、波俏、干脆。更大的差别在于,“理学”和“心学”总想识别天下的是非善恶,着力于分割;而禅宗则无意分割,无心识别。
对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体谅这些处于艰苦转型中的儒家学者。他们始终秉持着一系列社会责任和人间理想,这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因此,无论他们想得多么高深玄虚,也不可能脱空而去。他们反而会回过头来质询禅师们:你们的那些机锋和顿悟,妙则妙矣,但普天下到底有多少人能够真正领会?如果永远只能局限于极少数智者,那么,佛理所主张的引渡众生又怎么能完成?
儒家学者们的这种质询,自认为是义正词严。
这是一大群中国仕子的精神自守。我们只能直面,却难于指责。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不错,是这样。但对我个人来说,却又有点特殊。出于对魏晋名士的长久缅怀,对艺术美学的彻心投入,我对于接受儒学之外的思想,比别的中国学人少了一点障碍。特别是禅宗,简直与我迷醉毕生的艺术天性难分彼此。我经由艺术,可以顺畅地通达它;而经由它,又可以快速地进入艺术的最深层面。由此明白,我的天性,更接近于禅。
在这种情况下,由我来向理学和心学表达尊敬,应该比较客观。
二
看到了佛教的一系列严密体系,这些儒家学者决定要从新的思维高度,为儒学提供一种宏观的精神依据。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天理”和“心性”,后来又进一步探挖到“良知”。
此前,正宗的儒学讲了那么多应该遵行的美德,那么多必须奉守的规矩,却没有阐述根本理由。对此,儒家学者历来不太在意,常常把根本理由粗粗地归之于遵循先王遗范,念及国计民生。此外,就只说应该如何如何,而不说为什么。这种学术状态,以前尚可,但在佛教的对比下就显出了单薄。
“天理”和“良知”这两个概念找得很好,人们即使一时不了解其中深义,却也能从词面感觉上知道它们指的是什么。只要是中国人,遇到看不下去的人间祸孽,就会大声喝问“天理何在”“良知何在”?
这种世俗喝问,其实也就是把事情顶到了最终底线。在最终底线的划定上,恰恰与这两个概念的哲学意义相当。
“天理”和“良知”,理学和心学都说,但一般认为,理学重在“天理”,而心学则重在“良知”。
理学在哲学史上被称为“程朱理学”,其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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