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书写记录文字的作者被称为
“圣人”，而书中记录下来的内容被称作
“道理”。而真正能够熏陶并改变人类性情的根本，其实在于哲学。所谓
“哲学”，本该是终极真相的揭示，通常却变成了对于一些追根溯源问题上的逻辑思辨罢了。
近代孔子的文章书籍，随处可见，而古代帝王圣贤的音容笑貌，浮现其间。
先王前贤的文化业绩，彪炳史册，孔夫子哲理箴言，始终闪烁着言辞智慧的光彩。
借助文章书籍的传承，原本遥远模糊的唐尧盛世，依然可以焕然一新，而历历在目；像近代备受盛赞的姬周故事，更是书山文海，以至于汗牛充栋。
所以说，凡历史性的丰功伟业，必须通过
“圣人”的文化记载，才能让后人效仿学习和发扬光大。例如：郑国攻陈，子产驳晋，孔子评价子产答辩是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宋宴折俎，繁文缛节，孔子欣赏贵族礼节为
“情欲信、辞欲巧”也。其实，前者的事迹，强调在实践上的功过是非，必须要据理力争和善言巧辨；后面的例证，说明于修养中的高低得失，必须要附庸风雅和言行得体。
然而，只有真正的志气轩昂，才有文采奕奕；唯有真诚的言谈举止，才能够雍容华贵……这才是秉文含章的金科玉律啊。
观察日月周转的规律，不得不钦佩明察秋毫后的神机妙算。熟稔著述成文的范例，同样也会有契合不变的规律可循。
文章规律，有的言简意赅，为了突出诉求主题；有的文采洋溢，为了浮夸丰富情愫；有的据理力争，为了追求独立门户；有的含沙射影，为了达到别样索求。
所以，孔子裁定《春秋》，贵在微言大义，而后学推敲
“丧服”，意在举重若轻……这就是言简意赅的目的。《诗经·豳风》善用连章接句叙事，而《礼记·儒行》习惯缛说繁辞讲情……这就是浮华夸张的典范。
书写书信契约，就要像《夬》卦一样刚柔果断；杜撰诏书檄文，必须有《离》卦一般火烈通明……这就是立场鲜明的道理。
《易经》内
“四象”变化多端，需要精益求精，力求知此知彼；《春秋》中
“五例”曲直隐晦，必须细致入微，才能叹为观止……这才是辨别虚实真伪的水平和能力。
由此可见，文章在形式上可繁可简，在内容上可隐可显，在姿态上可屈可伸，而在根本上，其实就是灵活多变，必须顺势作为。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文化，就必须要师承周朝作品和孔子文章啊。刘向（约前77-前6）评价文章，必定比照古代圣王。
匡衡(生卒年不详西汉元帝在位前48-前33年间官至丞相)传授知识，始终依据先哲经书。
《周易》上讲
“辩物正言、断辞则备”，《尚书》中说
“辞尚体要、弗惟好异”。之所以然者，唯有明确了是非曲直的道理，才能够立论明辨；唯有了解文章体例规格，才能出口成篇。
尽管篇章词藻有追求新颖非凡的偏好，而立论明辩必须有斩钉截铁的果断，但是其形式上是否精致完备的关键，在于不能歪曲道德真理；其内容上究竟简繁直隐的选择，在于不能背离章程规则。
像古圣先哲的文章，就是内容与形式交相呼应的典范。而像颜阖（传说战国时鲁国高士）评价孔夫子的文章，视为在色彩斑斓的羽毛上添加颜料，讥讽多此一举……如此贬低先哲，不过适得其反。
因为川流不息的古圣先哲的文籍经书，是文化形式与生活内容有机结合的最高典范。
宇宙浩渺，即便仰观俯察，通常虚实难辨。而文章虽多，触手可及，唯深思熟虑，师承前人，取法乎上，始得其中也。
总而言之：精益求精，触类旁通。知识倍增，聪慧渐成。知书达理，孕育成文。
若要文披华彩，必须借鉴日月，历经采风山水。虽百岁身后，尚心志长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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