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可能回答是。但事后她却不确定。她看见他疑惧的目光望向逐渐接近的公交车。她看见优柔寡断近乎惊慌失措的情绪攫获了他,令她想到——就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不啻为洞烛先机——他可能要迫她就范。他没有,但提出了下一个问题,用的是俄文,而且还是莫斯科官僚那种令人生厌的腔调。
“一九五六年,你获准离开苏联,为了照顾你生病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同时还负有另一个任务?”
“欧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她打断他的话,回道,“他很爱国。”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购物袋,紧紧抓住提把。
为了盖过公交车驶近的声响,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会她的辩驳:“欧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儿亚莉珊卓托我问候你,还有几个官方机构也要问候你。我想和你谈谈亚莉珊卓的事,别搭这班公交车!”
公交车停了下来。司机认识她,伸手要帮她提购物袋。陌生男子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更骇人的话:“亚莉珊卓有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母亲的帮助。”
公交车司机唤她上车,好继续上路。他以平日相互开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鲁地说:“来吧,妈妈。这种大热天不适合谈情说爱。把你的袋子拿过来,我们走吧!”司机吼道。
公交车里响起笑声,接着有人咆哮——老女人,让全世界都等你好了!她感觉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专业地抓住她的臂膀,仿佛笨手笨脚的裁缝师摸索着纽扣一般。她挣脱开来。她想告诉司机一些事,但却没有办法;她张开了嘴,却忘记该如何说话。她惟一能做的,是摇摇头。司机又对她吼叫一声,然后挥挥手,耸耸肩。咒骂声此起彼落——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个妓女!欧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着公交车逐渐驶出视线,等待自己的视野恢复清澄,心不再疯狂跳动。现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我够坚强,可以保护我自己。上帝保佑我远离懦弱。
她随他走进咖啡馆,步履蹒跚。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劳改营里,她从煤堆上跌下来,腿摔断了三处。就在八月四日——她永志不忘的日子——陌生男子捎来的信息极尽胁迫之能事,让她重新想起尘封已久的跛足感觉。
这家咖啡馆即使不是全巴黎绝无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这条街上惟一一家既无点唱机,也无霓虹灯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里还开门营业——但屋里几张桌球台倒是从清晨直到夜深都厮杀不断。至于其他人,就只是寻常的日间喧闹,讨论着政治、赛马和其他巴黎人爱谈论的话题;几个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窃窃低语;衬衫脏污、满脸不快的年轻侍者,领着他们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脏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标,标示着这是保留订位的桌子。接着,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戏码。陌生男子点了两杯咖啡,但侍者抗议说,白天保留屋里最好的位子,不能只来喝咖啡;老板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陌生男子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方言,欧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译。陌生男子涨红了脸,点了两份火腿蛋卷加薯条,两瓶亚尔萨斯啤酒,完全没问欧斯特拉柯娃的意见。然后,起身到洗手间重振自己的勇气——非常有自信,竟认定她不会逃开——回到座位时,他脸上的汗水已干,姜色的头发也已梳理整齐,但他们现在身处室内,他身上的臭气让欧斯特拉柯娃想起莫斯科的地铁、莫斯科的电车和莫斯科的审讯室。他从洗手间走回座位的这段短短路程,比起他所曾告诉她的任何一句话,更加让她确信自己心中早已存在的恐惧。他是他们之间的一员。那压抑的得意阔步,脸上精心掩饰的残暴兽性,他这会儿把手腕笔直摆在桌上的沉重神态,还有假装不情愿地从篮中捻起面包,仿佛以笔蘸墨般的作态——无处不勾起她最丑恶的回忆,一个饱受屈辱的女人在莫斯科狠毒官僚体系重压下生活的回忆。
“那么——”他一面说,一面开始吃面包。他选了有硬皮的一端。虽然有双看似一秒钟就可以捏碎面包的手,但他却用肥胖的指尖秀气地撕下小片,仿佛这是官式的进食方法似的。小口吃着时,他的眉毛扬起,看起来像是感叹:我,一个陌生人,在这片外国的土地上。“这里的人可知道你在苏联过着堕落的生活?”他终于开口问,“也许满城都是妓女,他们也不在乎。”
她的回答早已在舌尖蓄势待发:我在苏联的生活并不堕落,堕落的是你们的系统。
但她并没有说出口,仍保持缄默。欧斯特拉柯娃早已暗自立誓,要改掉暴躁脾气与快言快语,此时,她强忍住一触即发的压力,透过袖子,紧紧拧住手腕内侧的柔软皮肤,命令自己要信守誓言,正如在以往的岁月中,当这些审讯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时,她曾做过的千百次一样——你最后一次听到你丈夫的消息,那个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是什么时候?过去三个月以来,你和什么人有过往来,通通列出名来!在那段痛苦的经历中,她也学到了接受讯问的其他教训。此刻,她正在重温那些教训,虽然那已属于整整一个世代之前的往事,但却恍如昨日一般清晰,跃然眼前:千万不要硬碰硬,千万不要激怒对方,千万别想占上风,千万别耍聪明、优越感或学识,千万别让愤怒或失望,甚或某一个问题偶然激起希望的狂烈情绪所误导。要以愚蠢响应愚蠢,以墨守成规响应墨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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