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属于“机械增长”类上海人：他十八岁那年从浙东山区考入上海市内一所大学，毕业后留了校就算是入了上海籍。因为是第一代移民，他不但保持了浓重的浙东习惯，诸如喜食霉干菜和各类糟货等，而且至今鬓毛渐衰而乡音犹难改。我每每要嘻笑他的绍兴官腔。忍无可忍时他终于反唇相讥了：“何必说我呢？你爸到上海快七十年了，那个‘俺’字不也还没改成‘阿拉’吗？”
是啊，我们如今都成了上海人。上海人正是由我们这些非上海人合成的。我想，这或许正是上海人的地域性格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宽泛、复杂、把握不定的原因所在！
四
公元1966年，我临近大学毕业时，来了“文革”。折腾了一年多，总算等到了毕业分配。我被分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三棵树地区，当一名中学教师。六年后，调离东北赴江西，凡两年，重返上海。
与所有迁往外地的上海人一样，我对非上海地区的生活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我津津有味地大嚼粗糙的高粱米饭，呼噜呼噜地喝那种上漂清水下沉颗粒永远泾渭分明的大楂子粥，还能操着很有北大荒乡土味的粗话与人干仗：“去你妈个大腿！”在江西，我很快习惯了以炒冬瓜皮下饭，并不在乎这东西在上海乃是弃物。后来还迷恋上了比止泻的黄连素还苦的苦瓜。我非但食谱向老俵靠拢，而且语音亦日渐被同化，常用“格死了，格死了”来表示感叹或懊恼。只要再多待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一定能与许多先我赴赣的上海人一样，学得一口赣腔了。
然而我从来也未曾被当地人认同过。在三棵树时我被呼为“小上海”。即使与东北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近六载，到卷了铺盖走路时这顶“帽子”依然未摘。我可以设想，到我白发苍苍后有机会重返故地重逢故人，那人一定会作如下恍然大悟状：“噢——老太太您就是当年那个‘小上海’呀！”在江西时间不很长，我一拿到调令，老儇同事就纷纷前来祝贺：“您总算杀回老家去了！”贺词也足以说明他们向来视我为寄居的房客。
我认识许多早已定居他乡的上海人。在我看来，他们的适应能力比我更强：若不开口，单从外形气质上看，我已很难将他们甄别出来；有的即使侃侃而谈，也没什么南音海味了。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被当地人固执地指称为“上海人”，而他们自己，却又大都认同，多少年下来仍以“上海人”自居矢志不渝得很。我刚到东北报到时，有人热心地向我介绍说：“巧，本单位有你一个老乡呢”不久与“老乡”谋面，方知原来是一位十五六岁就离了上海、先去湖南后到东北嫁了北京人定居哈尔滨的大姐。与大姐以上海话交谈，她虽能听懂，说起来却只能勉强嗑巴几句，南音中早已串了北味。她常招待我吃白食，那炕桌上的酸黄瓜和粉条炖肉，是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可是东北人还是一口咬定她乃我之上海老乡。这老乡则也是一往老乡情深，对我倍加爱护照顾了五、六年之久。
上海人到外地去的时间再长，也永远是上海人。这，实在是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五
我认为，这跟“上海人”作为一个生存群体，具有极强的地域个性有关。个性一强，自身的质地和外界的评估都会保持一种冥顽难化的定向态势。主观方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弦易辙，客观方面不容易全方位地同化淹没。就好像金属世界中的金或铂一样，很难与别类熔和铸炼成真正的合金。上海人走遍天下，走遍天下仍为上海人，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什么是上海人的地域个性，这却是个理论性很强而且常可意会但颇难言传的社会学问题了——尽管近年来常在报刊见到专论，毕竟谁也不是定论。
曾经有一位东北朋友对我说，他可以用最简单的实例说明上海人的特点。我表示愿洗耳恭听。他就说了，若是有一筐鸡蛋，论个卖，那么你们上海人，一眼就能把那枚最大的挑了出来。我听后，虽对他的概括力和想象力表示折服，但气恼于他的轻侮调侃，就反问他道：“请问，既然规定了论个卖，那么有这个本事一眼就买走那枚最大的，该为这份精明羞愧呢，还是该为这份精明自豪呢？”他想了想，竟讷口不言了。
世上有许多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更何况上海滩是近百年里暴发形成的移民滩，上海人是五方杂处的移民群，上海人的地域性格本来就包容面极大而且十分复杂：除了以一分为二法可大致界定出正面负面两大块之外，还有许多特性却又是很容易模糊了是非曲直的。比如上面所说的“精明”吧，许多上海人靠精明进行生存竞争立足于大干世界并争得了发达，又因其精明而讨人嫌招人忌乃至贻笑大方，究竟该誉之还是毁之，不正是要视评估者的立场而定的吗？
在外地的那几年，现在回想起来，是我的上海人自我评估值最高的几年。我很热衷于为同事朋友们捎带上海货，每每看到他（她）们对上海产品爱不释手，我的虚荣心就会感到满足，虽然那羊毛衫和大白兔奶糖并不是我制作出来的。我很不能容忍别人否定上海攻讦上海人，轻则不悦不快蕴于心，重则动气动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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