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上海人的负面隐藏得并不很深。
我从外地调回上海时，因工作一时未落实，曾到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去代课。八年的外乡生活在我身上刻下了痕迹：我很黑，拖着两根齐肩的黄辫子，脸上的眼镜和身上的衣裤都老式而陈旧。我跨进了明亮的教室，一片虽不失其天真调皮却又闪烁着老练世故之光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只不过几秒钟的工夫，准确的判断就从一个不过十三、四岁的男孩嘴中迸出：“嗨，一个阿乡！”继而便有人呼应呐喊：“土八路呀！”小小年纪，就已学得了上海滩上根深蒂固的势利，我至今想来仍觉得悲哀和丧气。
类似的实例我手中有一大把。有一段时间我担任工会工作，帮人换房子、闹离婚、调解邻里纠纷、申请调级加薪、联系住院病床，跑法院、跑机关、跑房管所、跑居委会、跑工厂、跑医院，所以我的活动范围较一般教书匠要广。我还天生了一副好奇心，年过不惑了还抵挡不住新鲜事的诱惑，会“翻跟斗”买高价票去看一部新片，会掏腰包去参加区工人俱乐部的交谊舞学习班，会为了写点什么而到公平路码头的工商检查站参加查缉走私黄金走私外烟的活动，所以我接触各类上海人的机会也相对多一些。于是我对浮于表层的比较容易把握住了的上海人性格之负面，也就积累了许多很典型很生动的感性材料。
我曾经很想把这些材料加工提炼一一归类搭个框架条分缕析，形成一部柏杨式的专著。柏杨的那本书，后来成为一个公式，可无穷尽地填充变化。我在书摊上见过《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等等，后来因短期出访在澳洲悉尼街上徜徉时，竟还见到过一本英文版的《丑陋的澳大利亚人》，这公式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慢慢地我这念头也就散淡而消退了。年岁日大，见识渐多；皱纹密起来，棱角平下去；愤懑内化，思考则愈来愈深入了。并非对上海人性格之负面已司空见惯麻木不仁，而是对那种以鞭笞某一虽有其事但不具体、虽有范围却十分宽泛的生存群体以不担干系不冒风险地显示自身之尖锐深刻，终于日渐失却了兴趣。
七
我很早就起意要写写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但下决心动笔，却是在我又一次远离了上海，而且是身处异邦之时。
我与丈夫一起到了澳大利亚。访问期限是三个月。我为了写一本介绍异域风光的书而收集着资料，他有他的事在忙。悉尼城里该去的地方都已过去，不久我就发现我很空闲，继而便感到了寂寞。当过几次“跟屁虫”，跟在他后面去参加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活动，但因了自己的洋话停留在初级阶段，在那种场合成了半聋哑，很快也就拒绝了一应邀请。我患上了“思乡病”。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条活泼泼的鲜鱼被扔进了速冻箱。我开始用笔来解脱自己。我利用一切空暇时间躲进悉尼大学图书馆的七楼阅览室。那里面有并不丰富的中文藏书，还有许多半封闭车厢式座位。那一公尺长半公尺宽的书桌成了我的天地。我在一方白纸上创造出生我养我深蕴于我心的上海和上海人来。我写山东路，写永安弄，写楚河汉界车马炮，写阿花和陆宝宝……我怀着深深的眷恋和亲情写着，每天都感到回了一次家乡，筋骨舒展地遨游了一番属于我这个上海女性的水域。所有曾经有过的冷静的、居高临下的、超然物外的、珲念化了的对上海和上海人的分析，正面呀，负面呀，自豪呀，愤懑呀，地域个性呀，这时候竟如大捆的干草早已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刍而被消化殆尽，跳动在我笔下的只是一个个场景和一个个形象了。到我回国时，手提箱里有了十万字的《阿花》初稿。
我一发而不可收。在后面两年时间里，虽然在学校里挑了教学重担且又不可免俗地为谋个职称而奋战，但还是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地拼命挤了时间写了那《阿贞》和《阿惠》。
向《小说界》编辑部交出那《阿惠》的文稿那天，我照了照镜子，看见了鬓角的白发，还有眼镜片后的一对浮肿的眼泡。
山东路上的仁济医院已大大扩展，那天主教堂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漂亮的住院大楼。北边的外国坟场早被铲除，建于那方土地上的黄浦区体育馆里，常有新潮歌舞演出。山东路南端与延安路交界处，架起了一座立交桥。山东路上的人只需乘坐几分钟的公交车，就可抵达浦东新开发区了。那个挟了油纸伞、急急地窜过山东路、兴高采烈地去为老师效劳的小姑娘，如今正在向人生的“知天命”阶段迈进。二十万字“上海女性”的篇幅，并未用尽她的积蓄，自然也不会阻断她注视着上海和上海人的目光。她的“自画像”远未画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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