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我在宣传队的别扭和对愿坚不喜欢，除去我个人毛病之外，还由于两个团体作风的不同，军部文工团有不少从上海、济南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大明星，比如与石辉搭档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郑重，洋戏可以演《前线》、《俄罗斯人》大戏可演《雷雨》、《李闯王》，平日业务演习，基本功的训练都较重视，艺术空气较浓，作风上么也多少有点文艺工作者的浪漫劲头。有些人还有点个人癖好，比如我们的画家彭彬，不论发了什么军装，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檐加长，领子放大，还有位潘今席，他怕背背包沉重，总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背包时用秫秸扎成架子，外边包上被单，作成一个空壳。当然碰到开会时，别人坐在背包上他只好蹲在地上，蹲久了就会假装上厕所出去休息一会。这些我们只觉得有趣，并不看成是什么缺点。这些人不少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无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师宣传队这就不行了，这里的严格军事作风，我的有些习惯就成了自由散漫、军事观念不强的缺点，我觉得人家对我要求过苛，其实人家还是格外客气了的。我对愿坚的不满其实是误会。
没多久，这误会意外地解决了。
开始了宿北战役，头一天出发，当夜就行军120多里，从鲁南一口气走到了苏北，走到80多里时我的腿简直就不像是长在我身上了。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脚一落地就痛得咬牙**，王愿坚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导员那里说了几句什么，指导员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背我前进，我认为这是寒碜我了，坚决予以拒绝，指导员就把小丁背走了。我正背着背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两只手伸进我的两肩，抓住了背包带，不由分说把我的背包抢了过去，驮在了自己的背包上，我一看，就是王愿坚，我强充英雄地说：“不用，我可以……”他说：“我知道你可以，这是头一天，明天还要行军呢，你留点力气给明天吧，我比你大，吃的也比你多，这在我不算啥。”其实我早就背不动了，就顺坡下驴，把背包给了他，心里觉得以前对愿坚的反感有点过分了，我真怀疑，他要不给我背背包，这最后20里地我能不能坚持到底。
从这开始，我和愿坚也有话说了，并且越来发现他的长处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调，他不跑，到了驻地看房子，借铺草他动作比我麻利。小组会上我把这些优点提出来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他却说：“你的优点更多，在业务上我要向你学的多了，这么小就能写剧本啦，我多久能学会？”终于我和他也成了朋友，过了许多年后，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谈起那时的事来，他说：“那时你说你要写剧本，我们就都依你，你写的我看了，算个啥玩意呀，俺就装糊涂，不打击你的情绪就是了，就你自己认真当回子事。”说完我们大笑，我才觉得愿坚当时最大的优点是比我成熟。
后来我们回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愿坚他们还经常有碰面机会。1947年刘邓部队从大别山转战到河南，我们曾一起到豫西一带去慰问。受到刘邓首长的鼓励，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我们都在同一战线上作宣传工作。渡江之后，我们在南京，他们进了浙江，见面少了，后来我调整到北京，并且离开了部队，就没再见过他。1954年再见到时他已在总政***编《红旗飘飘)了，我觉得那是件很繁杂、很辛苦、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干得任劳任怨，而且接二连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党费》等作品发表出来，思想性艺术性在当时都算得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顶峰作品。我着实为他高兴，也有些纳闷，愿坚乎日拘谨理智，他的作品怎么这样感情丰富，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有灵气，这里有什么秘密7另外他又是什么时候学会写作，并把文字功底打得这么扎实的呢？我们从小当兵一上学的机会都不多，我只上过4年小学，愿坚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当分队长时不过十七八岁，已经有好几年军龄了，他能比我多上几天学呢？在战争时期我自学文化和写作，发了几篇稿子，就自我膨涨，到处张扬，现在才知道人家王愿坚闷声不响埋头苦干，比我有出息多了，这对我实在是个教训。从此对愿坚我又多了几分尊敬。这一段时间。我们常见面，多半是在各种会上，有时是在双栅栏总政***宿舍，每逢我称赞他的作品和刻苦，他总是说自己不行，这时我已不认为他是“假积极”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爱护与保护的意思。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是短袖薄衫，惟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等有时间你上我那去，咱们细谈”。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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