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裉节上又会互相想到，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旧朋去散尽，余也等轻尘。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
送别丁峤
老丁去世了。他女儿小平要我和马旋参加商量后事。我打电话给南京，给杭州，给新四军的老战友，通报噩耗。只有焦躁和不安，来不及悲伤。
该忙的事忙过去了，我深夜晚坐在窗前，才泛起理不清，说不明的哀痛。
浮在我眼前的，是炮火硝烟中那个丁世贤。
我少小离家，没享受过多少家庭温暖。15岁进入新四军军部文工团，从少年一直长到青年，丁峤既是领导又是兄长。战火熔铸出的深情，是同志又不只是同志，似手足远胜过手足，是世间最宝贵的人际关系。
丁峤重情义，善体谅。既有伯乐的眼力，又对人充满善意与爱心。1946年他到胶东去招收文艺新兵，两个月的时间，带回来几十个青年人。从这批人中后来就出现了名演员铁牛，李玲君。姜曼朴，孙小平；女导演董克娜；大书法家姜东舒！
丁峤对下级，带着浓重的感情进行思想教育。
我小时候是个令人讨厌的孩子。新四军原来的军装是灰色的。1946年发下两套黄色新军装。我嫌它长，自己动手改，剪得太短了，穿上像日本鬼子，在台上唱合唱不能穿。另一件到河里洗涤时，我放在河底用石头挡住，以为河水流过会自动冲洗干净，不料被河水冲跑了！弄得没一件合格的军装。为了整体形象，只得又发给我一件。“军调执行小组”来，招待演出，别人都早早到了后台，我却迟到。因为半路进了新华书店，拿起本小说看入了迷，忘却了时间。同志们批评我我还强词夺理，有人用语挖苦，我就反唇相讥，新四军多南方人，拿普通话吵嘴没有我顺溜。批评越多，我逆反心理越强，生活得别别扭扭，同志关系挺紧张。
丁峤闹胃病，病号饭是细粮，他不叫伙房做，领出白面，喊我去帮他做疙瘩汤，借机会叫我跟着改善生活。
吃完面疙瘩，他又拉我下盘围棋，故意叫我赢。又吃面又赢棋，我高兴起来，这时他才问我：“一样的干革命，你说是像这样高高兴兴好，还是整天把嘴撅得拴条驴好？”
我笑笑说：“当然是高高兴兴好。可是有人对我有成见，总抓我小辫子，我就偏不买账！你抓好了，反正不能把脑袋也抓下来！”
他冲我伸伸小拇指：“你以为这是耍英雄啊？狗熊！真有本事该这样：你不是抓我小辫子吗，我把小辫子剃了，看你还抓什么！豁出去叫人抓，脑袋是抓不下来，可抓得头皮疼！”然后，他先列举我的优点，说明对我的长处领导心中有数，然后才子心静气的，一件一件指出我的错误，举一件问一句：“这事有没有？冤枉不冤枉你？”事实俱在，我只好认账。最后他命令我：“班里开会时，你就把刚才承认的错误在大家面前承认一回，并且保证不要再犯，谁要再挖苦你，我就批评他！”下次班里开生活会，我先硬着脖子做了检讨。班长马上表扬了我，同志们还检查了对我的批评方式不当。这一来我倒真动了心，又认真而诚恳地重新检讨了一遍。大家反而劝我不要过分伤心，好同志有错就改。会开得大家心情都舒畅了。
会后我说：“唉，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
班里人笑道：“告诉你实话吧，老丁请你吃面疙瘩，我们找他提了意见，说他是迁就落后，温情主义。他却说我们对你的批评有偏激情绪，方式生硬。看来还是他对了！”
丁峤自我要求严格，工作任劳任怨，不谋私利，以身作则。他爱演戏也有表演才能，《雷雨》中扮演鲁贵曾红遍苏北。他一心想当演员，但组织上不论叫他当股长，当政治指导员，当队长。他都不讲价钱。他热心组织剧目，排演时却把重要角色都派给别人，自己跑龙套。他喜欢苏联话剧《俄罗斯人》，分角色时他只演个小特务；他为《视察专员》的演出花了不少力气，排角色时又演个小听差。但碰上别人不愿演或有难度的角色，他就自己承担。1946年秋天，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丁峤带着我们21个人的小分队上了前线。打完莱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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