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们消毒出来，赤身luǒ_tǐ蹲在草地上，就来了各产业部门的接受人员，押运的日本人陪着他们走到华工面前，叫大家立正站好，拿着名册点名，被点到的人走出队来，凑够一组时，领取消过毒的衣服穿上，由各产业接受人员再押着登上小木船，分头运往不同劳动地点。
到了劳动地点华工们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抄一下“昭和十九年(1944年)”釜石警察署所作的规定，人们就会从中想像个大概。
设置：
1．必须在“华人劳动者”宿舍墙外七尺处设铁丝刺网，刺网出人口用绕了铁丝刺网的木栅栏挡；
2．院墙出人口也必须用加了铁丝刺网的木栅门；
3.也可以木板墙与铁丝刺网两道并用；
4．每个华工的衣服上必须用墨写上番号；
5．在作业场所必须建立可以监视的哨所；
管理：
1．看守人必须经常巡回宿舍内外；
2．到劳动场所时必须由监守人员押送，劳动期间监守人员也要不断巡视；
最后还有“其他”，如：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持有现金；
华人劳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穿写明番号的衣服；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带有火柴、火药等危险物品；
严禁华人劳动者与外部华人、朝鲜人、一般日本人(不论男女)接触；
严禁华人劳动者单独外出，不准其在宿舍外单独活动；
必须将华人劳动者的照片、名册分送给邻近各县警察署，共同监视；
规定很长，我想只要看看上边这一点也就够了，试想一下在这样的严密监管下，华工过的还算人的生活吗？
这还只是“生活管理”的部分，进了厂矿、作业部门还有一套劳动管理条例。工作时间是每班12小时，早上5点钟就要进厂，先集合在操场上和日本人一起作“东方遥拜”，背“社训”，听宣读“天皇诏书”，作早操。6点钟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下午6时，中饭都只能在工作间隙吃。每逢月末，都要干几个“彻夜”，就是今天早6时上班，明天早6时下班，连续劳动24小时。休息12小时后，晚上6时再上班，一直要干到后天晚上再下班。干什么活呢？当时日本厂矿已经有40％的体力劳动都由“女子勤劳报国队”、“学生勤劳奉仕队”和各种女工担任，连推“轱辘马”的都是穿着破衣烂衫的年轻女性。给华工干的当然是最繁重、最危险和有害的工作。我年小体弱，承担不起搬运之类的重活，就干危险和有害的活。如在料池中清理“重曹”，碱性极强，不发手套，给的那双胶靴连底都掉了的。一天下来手脚全部烧破出血，第二天裹上点水泥纸袋上撕下的烂纸照常劳动。在碳酸镁间干活时，叫我守着皮带运输机整理湿料，我个子小够不着机器，只能脚下垫个破木箱，冬天也要裸着双臂，就这样碳麻粉尘也无孔不入沾满身体，夜里浑身痛痒难以入睡。最可怕的是到“苛性曹达”车间，“苛性曹达”就是火硷，连在这样的地方干活，日本人都不发合格的劳保用品，干几天活就弄得体无完肤。
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每顿饭只给一小碗饭两块咸菜一碗菜汤，绝看不见点油星。饭也不全是用粮食做的。起先饭中掺1/3白薯，随后掺一半萝卜，再往后掺大部萝卜叶。华工饿得受不了，逼得在劳动空暇到海边捡海草，从船上扔下的桔子皮，拔野菜充饥。日本监管人认为这违犯了“擅离职守”和“单独行动”两条纪律，发现后就狠狠惩罚。我有次到海边捡了点海草吃，被工头发现后打了一顿后又报告给华工管理人员，下班后全组人都为我挨了几个耳光外，还罚掉我的晚饭，并且命令我：“饭不许吃，可是晚饭祷词要跟大家一块念！”日本人规定华工吃饭前要面对饭碗背一遍祈祷词，闭上眼默祷三分钟才可以动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数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待，视华工生命如草芥，常常为一点芝麻小事，甚至毫无理由的残害华工。秋田县鹿岛组一个老华工，也就像我一样饿得受不住，从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烧红的烙铁烫他，华工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场吓人听闻的“花岗惨案”！
日本法西斯分子对华工的思想统治更为残暴。常常在劳动一天之后，睡觉正熟时警铃大作，日本监督拿大棒把华工打起来，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铺位前，冲进一批警察来进行突击式搜查。发现有人偷着写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纸，马上扣上手铐逮捕。
在劳动场地，日本军方派来监管华工的“勤劳部”人员，也进行突然性袭击。有天我正干活干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一个勤劳部(军方派驻厂中管理华工的部门)却把我叫下机器，冷不防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谁是好人？”幸亏我当过八路军交通员，马上意识到这是两个政权的代名词，就装傻充愣反问他：“这两人是哪个车间的？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他打了我个嘴巴，骂了声“混蛋”转身而去。答得稍有差错，就得送进警察署“惩戒”了。
还有一次我带病劳动，被监工认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顿后，心中痛苦万分，无意间在破水泥纸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巧被勤劳部的人发现，他们就追问我：“你写这两字是什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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