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制劳动的同时，日本还加强奴化教育。他们规定华工对日本只能称作“内地”，不能说“什么时候到了日本”，要说“什么时候回到内地”。在仅仅上过一星期日语课后就下令，即使只有两个华工在一起时也不准说中国话，必须用日本话交谈。早晨进厂后要作“东方遥拜”，干活前要背“社训”，饭前饭后要念祷词……
四
敌人的压迫和残害，更增强了华工怀念祖国，向往抗日的热情。恐怖手段并没有能压熄华工的反抗怒火。凭直觉我知道有几个人是有来路的(回国后知道了他们身份，证明我的估计不错)，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也不动声色地做了许多：仁作。有人用仅有的换洗衣服跟工人换来白糖，而不久有的电机就烧毁了，同时华工中就悄悄传播白糖掺进润滑油中浇人电机内可以造成烧机事故的“秘诀”。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办法追查许久，到我们回国也没查出个究竟。坦白地说，一群在国内时政治信仰并不一致的人，来到敌国都站稳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立场，团结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国土上第一次读到的《大众哲学》和《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样严密检查，反复搜索下这些书是怎么弄到日本，并在华工中传阅而又始终没被发现的！只这一件事就坚定了我们一个信念：“中国不会亡！”
当然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时，我也不会忘记善良、友好、爱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张海迪同志访问日本时，那位义务替她推轮椅；中国山东儿童艺术团访问日本时，义务照顾孩子们生活，领他们旅游的老人中元幸广，当年就是我们的舍监之一，是惟一不打华工的舍监。多少年来他献身于中日友好，退休后每年自费来中国学习中文，以便有中国朋友访日地他能更好的服务。那年，他从报纸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从山口县赶到东京，跟会务人员说：“我是来向邓先生赔罪的，他在这里受苦时我没能尽力保护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们能叫我见他一面。”在我开会期间，他竟然在我住的饭店对面小旅馆中租了一间房，只为了每天在我休息时跟我见上一面。我问他为什么对中日友好这么热心？他说：“中国人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两国人民不是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战争，是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两国人民应像兄弟那样相处……”当年与我一同在那工厂劳动过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作了祖母的朋友，听说电视上出现了我的形象，马上要求电视台专为她放一遍认一下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电视台应邀放过后，她就打听我的行踪，一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头一句话就说：“真对不起，当年没法保护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战争后期完全死在广岛的不幸中了。(我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杀人放火、侵略别国领土、掳人为奴的战争至今仍谎称是“解放亚洲人”之战的先生们，他们只讲日本是遭到过***轰炸的惟一国家，却从不讲为什么***会落在日本，更不讲是谁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不使历史悲剧重演而携手奋斗！
重返德山
去广岛有前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很遭遇些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像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像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13岁。船上二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检疫所tuō_guāng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荡荡、一付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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