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断绝了与多数朋友的往来，当然也不和光年接触。“*****”中，作家协会已被红卫兵冲垮砸烂，其领导成员都被定为黑帮黑笔杆子。我在外地劳动，听说老师张天翼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我放心不下，回到北京后冒着危险，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挤进作协大楼探听消息。一进门就碰到几个红卫兵手执皮带，监督几个带着白色袖标的老年人在劳动。最前边张光年和张天翼抬着张大办公桌正往门外走。我脱口“啊”了一声。他两人一看是我，忙用眼睛示意叫我不要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又故意装作没看见我。疾走出大门。我与他俩擦身而过，只好叹口气去看贴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好多就是“揭发深挖反革命黑帮头目张光年”的“反党罪行”。从这里知道张光年曾为文艺界一些人和事说过公道话，甚至为某些人物和事件去奔走求助。看过大字报也就会想到：在作家协会主持日常工作并兼文艺报的主编，天天处理具体的、麻烦的、并牵扯到一些人切身利益的事务，能不得罪人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十件事中处理错一件只占他工作量的十分之一，而对当事人而言其伤害就是百分之百，并由此结下仇怨。更何况有的事虽由他出面处理，实际上是他在遵守“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看来红卫兵“揭发罪行”也起到点好作用，就是使人增加了对官场人员的了解与同情。
“***”垮台，***领导拨乱反正，文坛再现生机。一批1957年被打下文坛的作家又成了出土文物，成为“重放的鲜花”，张光年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分久必合，我又被调到光年麾下工作。经过几十年磨难，间距似乎消失了。他以前和小辈之间只谈工作，我们在他家打牌。他也从不参与。这次重聚，他有时竟谈起私房话来。有一天我搭他的车从作协回家，在车上闲谈时，从我的《烟壶》谈起，他说他以前对逛小摊，收古董也很有瘾头，50年代常到琉璃厂去以“捡漏”陶冶性情。不然杜矢甲也不会把鹰爪杯从我手中要来送给他了。我问他那只鹰爪杯还保存着吗？他笑道：“这真是缘分，“*****”红卫兵抄家，把所有书画、文物，不管真的假的，一律没收抄走。搬不走就当场砸烂烧毁。只留下两件东西没有动。一件是个古瓷画缸。当时我故意用它装了水，他们以为是小水缸，留下了。其实这倒是很有价值的一件。再一件就是那个鹰爪杯，当时扔在墙角里，满都是土，他们用手摸摸说是‘牛皮做的！’就扔了，结果保留了下来。等一会儿到我家下车看看再走吧，也算纪念。”
30年前我是他铁狮子胡同那个家的常客，30年来他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打倒，一会儿住北京干部宿舍，一会儿发配到外省干校去劳动改造。今天他家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哪知我到他新家一看，竟然还是那副简朴的格局。书画摆设反比当年还少了。因为被红卫兵抄走后没退回来。惟一比当年多出的一件“现代化”产品是台黑白电视机。
不久，应日本友人之邀，光年当团长，带作家代表访问日本。我当时正负责作协对外联络工作，和他商量出访日程时，便对他说：“您那个黑白电视机太落后了。这回带个彩色的回来吧。那边彩电质量好，价钱低，不像咱们要购物票，咱们出国人员都有一个指标。”
他却苦笑着低声对我说：“人家票是不要，可钱还是要的哟。我哪有这么多外汇买彩电呀！”
他见我似乎不信，便解释说：“我写作旺盛期，正在抗战，没有稿费可拿，现在有稿费拿。我没时间写作了。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哪里有钱买彩电？”
我听了真的很震动。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唱了半个多世纪唱遍国内外，今后还要继续唱下去《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竟然连买个彩色电视机的财力都没有。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90年代，光年才算完全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撤到二线，操劳奔波半个多世纪，得到安心写作机会，已年过80。因此，在一年前连续接到光年托人送来他签名的新作《语体翻译本》和厚厚两册《日记选编入令我钦佩不已。连夜给他写了封感谢信连同我的两本著作叫作协转交给他。相识半个多世纪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他。
去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来与大家合影时，恰好光年与我的座位挨得最近。我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见他虽身体清瘦，但精神抖擞。我说：“您看起来身体很好！”他苦笑着小声说：“癌，又有新的发现。”
我震惊得一脸茫然，不知说什么好，他反倒安慰我说：“暂时还没什么，不必担心。”
会开完我就到香港。没出十天，就看到了他西行的消息。
张光年同志走了。但诗人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伴奏下，长存人间。
致苗得雨“谈丁玲的一次讲话”
得兩：
意外地在《今晚报)上读到了你(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的稿子，想为你请功(只是一时不知向谁去请)。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因为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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