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于六艺差不多都各有一套传授系统，如《诗》的浮丘伯、申公、穆生、白生，《书》的秦老博士伏生，《易》的田何，《礼》的高堂生，《春秋》的公羊子之徒，应该都是秦、楚之际的埋头研究者。浮丘伯是荀卿的弟子，他一直活到了吕后时代。
《叔孙通传》上的鲁两生，也应该是这一派的人物。叔孙通参加了项梁的队伍之后，不久他又投到了汉高祖的麾下，帮助他把项羽打败了，得了天下，他便为他制朝仪。在这制作典礼的时候，除掉自己的学生百余人和高祖左右的“学者”之外，他还到山东去聘请了“鲁诸生三十余人”来参加。在去聘请时却有两位鲁生看不起他，拒绝受聘。
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汝）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
大抵鲁儒多好学，《儒林传》称：“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项羽本纪》亦载其事，言：“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在围城生活中都还在“讲诵，习礼乐”，平常也一定“弦歌之音不绝”，是可以想见的。不过这种情形应该是革命爆发之后才恢复的，因为秦令“偶语《诗》、《书》弃市”，谁还敢公开地讲诵而弦歌呢？
另外还有大批人却是参加了革命，有的在事前就有秘密活动，有的在事发时便立即参加了。
第一，我们应该举出孔甲。他名鲋，是孔子的八世孙。《孔子世家》上说：“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儒林传》说得更详细：“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司马迁把这件事情看得相当重要，但可惜他没有更详细的追求。看陈涉在起事的仓卒之间便设置了博士，可见得他并不是一位象楚霸王那样的有勇无谋的贵族暴徒，也不象汉高祖那样动辄谩骂儒者的流氓无赖，司马迁把他写得太少了。
第二，我们应该举出张良。张良在初本是一位儒者，《本传》上说他“尝学礼淮阳”。但就在这“学礼”的时候，他“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看这情形，所谓仓海君，也应该是当时的一位儒者而兼带着在做秘密工作的人。到后来，陈涉一发动，张良也就响应了——“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
第三，我们应该举出陈馀。“陈馀好儒术”（《本传》），又“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淮阴侯列传》）。他和张耳两人早就是为秦所注意的人物，曾悬出赏格求他们：“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他们只好改名换姓地到陈去做着“监门”过活。秦人购求他们，他们也若无其事地以门者的资格购求自己。但等“陈涉起蕲，至入陈，兵数万，张耳、陈馀上谒陈涉。……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从此陈馀也就成为了革命军的一个领袖。
第四，我们应该举出郦食其。《本传》说他“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及陈涉、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郦生问其将皆握（龌龊），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郦生乃深自藏匿。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间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汝）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是一位儒者毫无问题，结果他见了刘邦也就被骂为“竖儒”——在《张良传》中还捱过第二次这样的骂。他却给他一个谴责，把刘邦屈服了。刘邦的初期战略和政略实在多赖他策画，及至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可以说是他的最辉煌的时期，然而结果是便宜了韩信的军事进攻，被齐王把他烹了。他假如不凶终，他在汉室的功臣地位，我想是决不亚于留侯张良的。
第五，我们应该举出陆贾。“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他后来“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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