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我们应该举出朱建。朱建也是楚人，是陆贾的朋友。他曾经辅助过黥布。“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后来“高祖赐号平原君”。《艺文志》有“《平原君》七篇”，也是列在儒家的。
第七，我们应该举出楚元王刘交。他是刘邦的同父少弟，“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高祖既为沛公，……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汉六年……交为楚王。……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这是根据《汉书·本传》，关于学《诗》及传《诗》诸点为《史记》所无，但此与古今文之争无涉，谅非伪托。真没有想到在见儒即大骂的刘邦之下，还有这样一位深于《诗》教的异母弟。然而他并不是天天死诵着“关关雎鸠”，而是跟着他的阿哥奔走革命，运筹帷幄的。
第八，我们应该再提起叔孙通。叔孙通抛弃了秦博士官而跑去参加革命，开始是跟着项梁，其次是楚义帝，其次是项羽，其次才是刘邦。“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这位博士的性格很能圆通顺应，和郦食其不同，但他也不是纯粹的书呆子。他投降刘邦的时候有“弟子百余人”跟随着他，这一定是他参加革命之后所招收的。但这一百多弟子虽是跟着革命了，却都不过是一些分吃一碗革命饭的家伙。先生很识时务，在战争期间，他所推荐的人专门是那些“群盗壮士”。学生们骂为“大猾”，因此学生们都不平，以为得不到一碗饭吃。到后来，天下打平了，要定朝仪的时候，这些弟子们得到使用了，都做了官了，于是乎大家满高兴，又恭维叔孙通是“圣人”，“知当世之要务”。革命队伍里面的一些滥竽分子的丑态完全暴露了。
以上是儒者在秦、楚之际的活动情形，虽然只是一个大略，但比别的学派也就够热闹了。
别的学派的动向所可考见的很少，但如陈平是道家，《史记》说他“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汉书》也说他“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
田叔是道家，《史记》说他“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汉书》还说他“喜任侠”，足见侠之中也有道家的人。后来人家举他起来做了张耳的儿子赵王张敖的郎中。张敖的部下赵午、贯高等谋杀汉高祖的计划泄漏，张敖被逮，汉廷有诏“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但“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髠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他这种态度也是够有侠气的。
曹参也应该是道家，虽然是后来的事。当他在惠帝时做齐国的丞相，“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来他承继萧何做汉丞相，也是这一套无为而治的办法。这些虽说都是后来的事，但一定是他本来的思想和生活态度有道家的倾向，故尔才走上了这样的步骤。
张良是由儒而转入于道的人。自从他会过那位黄石公之后，读了《太公兵法》，他的生活态度是有些改变了。“《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艺文志》是列在道家里面的。后来他竟成为了神仙家。“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穀，道引，轻身。”这要算是他聪明，自己取了消极自杀的手段，免得别人用积极的手段来杀他。
象这些例子也足以证明道家者流对于秦汉之际的革命也并不是一味的消极。陈平、曹参、张良都是革命队伍中的领袖，而乐巨公、盖公、黄石公之流也应该是革命前夜的一些地下活动者。
张苍是阴阳家。“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就这样他从逃亡的官吏，参加了革命，后来做到丞相。他是长于律历的，有“张苍十六篇”，《艺文志》列在阴阳家。
劝淮阴侯韩信三分天下的蒯彻（通）是纵横家。“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汉书·蒯通传》）。他这书，《艺文志》是收在纵横家里面的，曰“《蒯子》五篇”。还有他的朋友安其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也怕是一位纵横家吧。项羽的军师，“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的，恐怕也是这一流人物。
象这样阴阳家纵横家之徒我们也可以找得出参加革命队伍的人。
然而有一个负号的现象值得注意的，便是在韩非子的时候都还是“显学”，与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在革命队伍中却一个也找不出！或许有人会说，游侠就是墨，但游侠不是墨，我已经在《墨子的思想》一文中论述过了。
《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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