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代铜器传世不多，且容易识别，在铜器本身及作为史料的研究上没有多么大的难题。而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周代铜器，虽然容易认为周代之物，但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是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
以前的学者也每每注意到时代的考定上来，但方法不甚缜密，所考定出的年代相差甚远。例如有名的《毛公鼎》，就仅因为作器者为毛公，遂被认为文王的儿子毛叔，于是便被定为周初之器。其实这器铭的文体和《尚书·文侯之命》相近，决不会是周初的东西。经我考定，它是宣王时代的作品。这一相差也就有三百年左右。彝铭中多年月日的记载，学者们又爱用后来的历法所制定的长历以事套合，那等于是用着另一种尺度任意地作机械的剪裁。在二三十年以前的旧人仅仅就一两例以作尝试，其结果倒也无足重轻，近一二十年来的新人们更扩大规模作整套的安排，大表长编，相沿成为风习。作俑者自信甚强，门外者徒惊其浩瀚，其实那完全是徒劳之举。周室帝王在位年代每无定说，当时所用历法至今尚待考明，断无理由可以随意套合的。
例如有一位恭王，他的在位年代便有四种说法。有二十年说（《太平御览》八十五引《帝王世纪》），有十年说（《通鉴外纪》），有二十五年说（《通鉴外纪》引皇甫谧说），更有十二年说（邵康节《皇极经世》中所推算）。后世史家多根据十二年说，故做“金文历朔长表”的人也多按照着这个年代来安排。但存世有《趞曹鼎》二具，其一云：“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这分明是龚王在世时之器。龚王即恭王，金文中凡恭敬字都作龚。龚也不是谥号。古时并无谥法，凡文、武、成、康、昭、穆、恭、懿等均是生号而非死谥。这件史实由王国维揭发之于前，由我补证之于后，在目前已经成为定论了。死谥之兴大率在战国中叶以后。就这样，我们知道周恭王在位十五年都还存在，虽然二十五年说与二十年说还不知道孰是孰非，而十二年说与十年说却是铁定的错误了。据十二年说以安排的历朔表，岂不是一座蜃气楼吗？
象这样的年代考定实在比原来没有经过考定的更加浑沌。没有经过考定，我们仅是不知道年代而已，而经过所谓考定，我们所得到的是错误的年代。故尔用错误的方法从事考定，愈考定，愈增加问题的浑沌。
这个浑沌，由我所采取的方法，似乎已经渐被凿破了。我是先选定了彝铭中已经自行把年代表明了的作为标准器或联络站，其次就这些彝铭里面的人名事迹以为线索，再参证以文辞的体裁，文字的风格和器物本身的花纹形制，由已知年的标准器便把许多未知年的贯串了起来。其有年月日规定的，就限定范围内的历朔考究其合与不合，把这作为副次的消极条件。我用这个方法编出了我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在西周我得到了一百六十二器，在东周我得到了一百六十一器，合共三百二十三器。为数看来很象有限，但这些器皿多是四五十字以上的长文，有的更长到四五百字，毫不夸张地是为《周书》或《国语》增加了三百二十三篇真正的逸文。这在作为史料研究上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即使没有选入《大系》中的器皿，我们拿着也可以有把握判定它的相对的年代了。因为我们可以按照它的花纹形制乃至有铭时的文体字体，和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标准器相比较，凡是相近似的，年代便相差不远。这些是很可靠的尺度，我们是可以安心利用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字体，一个时代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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