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说来，殷、周的青铜器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无论花纹、形制、文体、字体，差不多都保持着同一的步骤。
第一，鼎盛期：从年代上说来，这一期当于殷代及周室文、武、成、康、昭、穆诸世。在这一期中的器物最为高古，向来为古董家所重视。器制多凝重结实，绝无轻率的倾向，也无取巧的用意。花纹多全身施饰，否则纯素。花纹种类大率为夔龙、夔凤、饕餮、象纹、雷纹等奇怪图案，未脱原始的风味，颇有近于未开化民族的图腾画。文体字体也均端严而不苟且。
第二，颓败期：这一期大率起自恭、懿、孝、夷诸世以迄于春秋中叶。一切器物普遍地呈出颓废的倾向。器制简陋轻率，花纹多粗枝大叶的几何图案，异常潦草。前期之饕餮、雷纹等绝迹，而夔龙、夔凤每变形为横写之s字形。铭文的文体及字体也均异常草率，如欲求草篆可于此期中得之。文字每多夺落重复。古者同时造作各种器皿，每每同铭，比较以观，故能知其夺落重复。但这一期的铭文，平均字数较前一期为多，而花纹逐渐脱掉了原始风味，于此亦表示着时代的进展。
第三，中兴期：自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一切器物呈出精巧的气象，第一期的原始风味全失，第二期的颓废倾向也被纠正了。器制轻便适用而多样化，质薄，形巧。花纹多全身施饰，主要为精细之几何图案，每以现实性的动物为附饰物，一见即觉其灵巧。铭文文体多韵文，在前二期均施于隐蔽处者（如在鼎簋之腹，或爵斝之鋬阴），今则每施于器表之显著地位，因而铭文及其字体遂成为器物之装饰成分而富有艺术意味。铭文的排列必求其对称，字数多少与其安排，具见匠心。字体的演变尤为显著，在这一期中有美术字体出现，字之笔画极意求其美化，或故作波磔，或多加点饰。甚至有“鸟篆”出现，使字画多变为鸟形，外加上鸟形为装饰。这种风气以南方的器皿为尤甚。
第四，衰落期：自战国末叶以后，因青铜器时代将告递禅，一切器物复归于简陋，但与第二期不同处是在更加轻便朴素。花纹几至全废。铭文多刻入，与前三期之出于铸入者不同。文体字体均简陋不堪，大率只记载斤两容量，或工人自勒其名而已。
这样的分期的说明，自然是只能得到一个梗概。假使要详细地追踪，从这儿是可以发展出无数的研究出来的。例如以文字言，某一字在何时始出现，或某一字在何时却废弃了，一字的字形演变在这四期中经过如何的过程，一字的社会背景和涵义的演变，如向这一方面去追求，不用说便可以丰富文字学或“小学”的内容。又例如就花纹去研究，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始出现，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废弃了，一种花纹的形式演变经过了怎样的过程，花纹的社会背景和寓意，都同样可以追求，在这一方面便可以丰富美术史的内容。又例如器制，也是同样。有的器皿如爵斝等饮器仅在第一期中有之，以后便绝迹。有的器皿在第三期时始出现，如簠鬲之类，到第四期又见隐匿了。这里可见当时社会的风尚，殷人好饮酒，故酒器多。簠鬲之类，殷虚中已有陶制器发现，簠以盛稻粱，鬲以供烹煮，以陶竹制之即可适用，制之以铜，仅示奢侈，故仅如昙花一现而已。再如鼎类，则可以自始至终清理出它的全部发展史。我且把这一项为例，略加叙述。
鼎是由陶鬲演变出来的。普通的鼎系圆形三足，方形而四足者在第一期中偶见之，乃是变例，可以除外。鬲之三足乃空足，其起源大率由三个尖脚陶瓶（如酉字在甲骨文中即为尖脚瓶之形，与希腊之ampho
a相类）在窯中拼合而成。鼎为鬲之变，虽已变为三实足，而初期之鼎，其鼎身仍略如三股所合成，一足分配一股，有类于穿马裤的骑士之腿。初期之鼎除此特征而外，体深，口小而下部略鼓出，质重，脚高，而呈直圆柱形，上略粗，下略细。这样的形式到了第二期便完全变了，三股之势全失，体浅而坦（不及半球），质菲薄，脚矮而曲，呈马蹄形，匾而不平，外凸内凹。再到第三期，则体复深而宏（超过半球），平盖，颇多新鲜之花样（如有流有柄之类），脚高无定形。到了四期以后，则如常见之汉鼎，复矮塌而不成名器，拱盖素身，有纹饰时仅几道圈线而已。
问题还当更进一步追求，在青铜器时代中，何以在器物上会显出这样的波动？
这答案，毫无疑问应该求之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在殷末周初时代是中国奴隶制生产最盛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百工，也就是把手工制造划为若干部门，驱使无数的工人奴隶以从事生产，而有工官管理之。这些工官和工奴不用说都是官家蓄养的，就到了春秋齐桓、晋文时代，这制度都还没有十分变革。《国语》告诉我们，齐桓公时，管仲的政策之一是“处工就官府”；晋文公时，晋国还是“工贾食官”。就在鲁成公二年的时候，我们在《左传》上还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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