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4年2月19日举行的开幕典礼上，胡适担任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又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之一。
“今天的第一届国大的第二次会议的召开，是继续维持宪法的法统，依据宪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的规定，举行第二任总统副总统的选举……”
作为大会临时主.席，胡适可谓是众望所归，他致开幕词这开场的几句话，便获得了全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对中国国民党推定蒋介石、陈诚为正副总统候选人，胡适表示他“十二万分的赞成”，“理由是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更能有效完成反攻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而陈诚（时任行政院长）“是蒋总统最适当最理想的助手”。
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会议开得很顺利，也很成功。如愿选出蒋介石和陈诚为第二任“总统”、“副总统”。胡适代表国民大会把“总统当选证书”颁发给蒋介石。
3月22日，胡适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蒋总统的当选连任，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赞成，今后六年，是国家民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只有蒋先生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蒋先生肯负此项重大的责任，表示万分的钦佩和感谢。”
胡适这次回台北参加“国民大会”，可算为台湾当局出了大力。返美以后，蒋介石于7月16日聘请胡适担任了“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是个很显赫的职位，而主任委员是由“副总统”陈诚兼任。
1957年9月，胡适又奉蒋介石政府的委派，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胡适发表了题为《匈牙利叛乱在中国大陆的反响》的演说，攻击中共政权，要求联合国大会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这一时期，在国共两党的争斗中，胡适已经是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国民党的一边。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胡适与蒋介石关系的蜜月期。
此时的胡适，也越来越想离开美国回台湾，他的想法是：在台北南港借一块地，他自己出钱盖一所小房子。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丰富图书，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国思想史》、《中国白话文学史》。
此事传到蒋介石耳中，他早就想让胡适回到台湾，蒋对外表示，非常欢迎胡适回台湾定居，他愿意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所得，给胡适在南港盖一所房子，用不着胡适自己出钱。
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以“总统”身分发布明令：“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呈请辞职，应予照准。此令。特任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此令。”
中央研究院（acadea），简称“中研院”，是中华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最高机关，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中研院院长一职出缺。为使中研院的工作不致因蔡元培去世而瘫痪，继任院长人选很快便被提上议事日程。中研院院长虽然是个没什么油水可捞的职位，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学界领袖，为天下儒林众望所归。所谓名声显赫，在读书人中还是很有分量的。当时有意于这个位置的大有人在，一场院长位置的争夺，随即在大后方拉开了序幕。
中研院此时还未实行院士制度，当年，在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等人提议下，在中研院设立了一个评议会。这个评议会除负责联系国内外各研究机关、决定院内的一切大事外，还有推举院长候选人的权力。评议会以院长为议长，以中研院各研究所所长及主要研究员、部分科教界杰出人士为评议员。设秘书一人，负责日常事务。这个评议会其实就是后来院士制度的雏形。
按照章程规定，中研院院长实行提名制，即由评议会评议员通过投票方式，选出三位候选人呈报中央政府，由国民政府在三人中指定一人任中研院院长。
蔡元培先生葬礼结束后，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中研院总干事任鸿隽、前总干事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经过商议，通知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中研院院长人选。当时，身为评议员的蒋梦麟、傅斯年、陈寅恪、陶孟和、李济、竺可桢、李四光等人大部分都在西南大后方，他们接到通知后便先后来到了山城重庆。
因为蔡元培担任院长之前是北大的校长，加之北大在学界的地位，似乎这个院长和北大有很深的渊源。于是有人提议现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继任院长，但不少评议员对此不置可否。更多的人则属意于著名学者、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认为院长一职非胡适莫属。
史学大家陈寅恪就是挺胡者之一。他公开宣称，此番来重庆，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蒋介石当时则有意于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顾孟余，他曾授意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致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一函，内有“盼以顾孟余为中研院院长”之语，但后因遭到诸多学人的抵制而作罢。
而当时重庆的政界、学界要人中，最热衷于此事的莫过于翁文灏、任鸿隽、朱家骅和王世杰四人了。他们暗中较劲，使出浑身解数，都想坐上中国学林掌门人这把交椅。
翁文灏是浙江宁波人，中国地质学代表人物，早年留学欧洲，获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地质研究所服务，并任教于北大、清华，当时的中国地质工作者多出其门下。翁文灏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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