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二点开庭，我和律师提早到了法院，这是第二次开庭。
法律是公正的，上次被告拒绝法官提议的房价后，法官宣告将由评估公司估价。
在我预付了4300元估价费后，估价师第二天便来到我和先生婚后的房里。
估价师是位年轻的女士，她亲切地称呼我“阿姨”。
她告诉我，按规定，被告应该也要到场。她打电话通知了，但先生的儿子拒绝了。
也许因为在法庭诬陷自己的父亲，不好意思面对我吧?
女估价动作利索地拍照、记录，上楼进了卧室，她看后伤感了：
“可惜了，你先生走得太早了……”
临走她叮嘱我，以后一个人上下楼一定要注意安全。并说了一句：
“也许我也要上法庭，因为到时的估价一定不会令对方满意，我要做好解释的准备”……
几天后，我的律师异常激动地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法院已通知她估价的准确数目。
评估公司的文本上赫然写着的估价与我和法官提议的价格非常接近，我和律师长舒了一口气。
这意味着，我们的胜算很大。但一想起第一次开庭对方的蛮横无理，我们不免也怕再出什么幺蛾子。
因为先生的妹妹迟迟不发房产证的照片，无奈，只能由律师去启东交易所取证。
由于我是按照原先的预售合同上的地址提供给法院的，结果因与房产证地址不符而被拒绝。
接到律师的电话后，我再也无法忍受，第一次对先生的妹妹发火了：
“你就是看在我们送你十万元份上，也不该这样拖延……
也许是我的谴责唤起了小姑的良知，第二天一早她发来了房产证照片，说是她弟弟特地去长岛拍摄的。
但她接着又说了一句：
“这个呢，你也不要客气，反正这个事做了，我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我是两头为难”。
我真的是无语了。
当初先生不赞成卖长岛的房子，意欲卖崇明的房子，但小叔说服我卖给小姑，理由是小姑老了没地方安身。
小叔想让姐姐住在一起，老了也好互相照应。
小姑拿不出更多的钱，我说服了先生，除了房价平进平出，还送她价值十万元的物品。
小姑的话令我伤心，我悲愤地发语音给她：
“如果我听你哥的，现在我的遗产份额会多一些，因为长岛的房子是我们夫妇的共同财产……”
十万元，不是小数额，尤其是先生看病正需要救命的钱。
可是在我需要帮助时，她竟然……
也许身边的朋友们说的对，是我太善良了。
我也曾后悔，当初没有阻止先生买长岛的房子……
即将开庭了，被告与律师才匆匆走进来。
出乎意料之外，今天对方态度与上次大不一样。我还以为要推翻评估公司的估价呢!
法官告诉我们，对方愿意调解。我和律师对视一会儿，目光中取得一致后，也同意调解。
法官让我们先回避，然后对方出来我们进去，穿梭般地来回了五六次，最后确定了调解方案。
也许对方自知理亏，提出来他四五、我五五分配，原先我们提出三七分，毕竟他没有尽到扶养义务。
虽然对方多要了，但我和先生共同使用的房子和车子、车牌归我了。
对我而言，有纪念意义的房子和车与车牌就可以了。
但对方提出要现金，不要房子。先生的儿子似乎急等用钱，我回答没有钱，积蓄全部用于治病和买墓地了。
最后达成一致，所有的房产、车与车牌归我，等卖了崇明的房子给对方50万元。
律师说我太善良，本可以再多争取的。我说，无论如何，对方身上留着先生的血，是先生的儿子。
对方今天不像上次那样剑弩拔张，律师的态度也大有改观。
是因为法官给对方看了我律师提供的日记拷盘?我和先生的抗癌之旅感动了对方?我不得而知。
长春卫健委出面调解的事也接着有了眉目，按照我的要求，对方医院给了五万元赔偿费。
我的报社同行们觉得我要的太少，而我看了先生与对方的微信交流，觉得是先生主动要求对方寄药也有责任。
对方没有提示禁忌条例，致使我先生服药后大出血提早离世，这五万元权当补偿几个月的工资。
长春卫健委的领导在电话里感慨道，单氏中医院有幸遇到了一个明事理的上海病人家属。
朋友们调侃我，说我为上海人挣脸面了，因为人们总以为上海人特别精明。
我总觉得，道理要讲，但不能违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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