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在这时也适当地提出了“文章下乡”和“文章入伍”的口号，但可惜只能限于口号。反动派掌握了一切，不仅文章下不了乡，文人就根本下不了乡；不仅文章入不了伍，文人就根本入不了伍。——曾经入了伍的团队接一连二地在被淘汰，被驱逐。怎么办？勇敢的，继续远走延安；留下的，便伴随着空洞的口号。后来连这空洞的口号也换了调门，换成为“文章出国”。出了吗？出了多少？谁也不知道。因而也就有少数的个人英雄索性高蹈，讽刺“前线主义”，而强调“宣传不是艺术”。这其实又是人生派与艺术派论争的改头换面，问题在文艺家自己是没有得到解决的。
正当的解决是在延安。几年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艺以工农兵为对象”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指示，而且不仅是指示，并为文艺工作者布置了执行这指示的场所——工厂、农村、军队。才像是太阳出了土，使进步的作家们不再彷徨歧路了。
在武汉当时，文艺性的聚会似乎不多，或许也怕是我自己参加得太少，但有一次聚会我是参加了的，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便是十月十七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了。
会是由文协、三厅、鲁迅纪念委员会三个单位发起的。地点在青年会西餐部的楼上，时间是傍晚，汉口的文化人已经疏散得可观，吃西餐的差不多没有人了。我们三十来个人在那广漠的楼座上，围坐着一个长餐桌，纪念我们的文艺巨人。人数虽不多，而情绪却是很虔诚而悲壮的。
大家推我为主席，我自然说了话。我强调了鲁迅的人民立场。他的小说主要是以人民为题材，而他的杂文则是对反人民者的投枪。对象不同，因而文体有别。小说平易近人，杂文则陵劲淬砺。我们是应该抓紧那种精神，而分别学习。
周公、梓年、愈之、乃超都说了话。
周公的话最为精彩，他主要是强调着鲁迅的战斗精神。鲁迅一生是处在革命时代，特别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的气焰异常紧张，而鲁迅坚守革命阵地，不屈不挠地和恶势力搏斗，为新社会催生，一直战斗到死。鲁迅是最倔强的斗士，最慈爱的导师。我们纪念鲁迅，也就应该学习鲁迅这样的战斗精神。不仅限于文艺界，应该超出文艺界。特别在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要反对中途妥协，反对消极应付，反对第五纵队的出卖，反对个人主义的高蹈。“疾风知劲草”，我们在今天的“疾风”之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鲁迅一样的“劲草”。
据乃超告诉我，那次周公的演说辞本来是整理好了的，由《新华日报》的青年记者李密林带往重庆，不幸坐船“新升隆”号被炸，连人带原稿一并沉没进长江里去了。
五、等待爆炸
我们是在八月底由珞珈山搬到汉口的杨森花园，那儿在做着电影制片厂。制片厂在九月底全部疏散到重庆，我们便又由杨森花园搬到鄱阳街一号。这是在一座教会旁边的二层楼上，大小有三间房，有浴室、电话，是相当舒适的。
据说这层楼房本来是一位牧师住的地方，战事发生，牧师走了。起先是陈铭枢在住，其次是鹿地亘和乃超同住。鹿地亘夫妇在第二次疏散的时候，先送到长沙去了，乃超便让给我们。我们住进这儿，但也只有三个星期光景，政治部又不能不做第三次疏散了。
这次很彻底，全政治部所留下的不到二十人。副部长周恩来，秘书长贺衷寒，自非留下不可。三厅就留下我和胡愈之，其余的大抵是总务厅的人。
疏散期是十月二十一日。三厅被分派到一只小轮船，由水路开往长沙。我让立群也搭上这只船先到长沙去。当时无论走水路、陆路都相当危险，敌人早知道武汉要撤守，每日连续不断地在轰炸火车和轮船。往长沙、往长江上游的轮船，有好些次遭了难。这样的离别，无论行者、居者都不敢保定：究竟能在什么时候再见。
清早，我从鄱阳街送立群到码头，三厅的同志和公物也大都上了船。一只小轮船，上下两层都挤满着人和行李。有几个放映队和演剧队须得同路，挤得来真是水泄不通。这时是孙师毅在代替阳翰笙的主任秘书的职务（翰笙到**采办药品去了），经他的经营擘划，倒也安顿得井井有条，大家都好像是很愉快的。救亡歌曲不断地在唱着。
但我自己并不想讳言，我在隐隐地感觉着怅惘。和许多朝夕共处的同志要分手了，和立群也要分手了，就像要移植一株树木，而同时又生生地从树上摘下一条丫枝想要插活那样，实在感觉着从此的前途有点吉凶莫卜。这或许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吧？但我并不讳言，我是强为欢笑地和各位朋友告了别，和立群告了别，而在我心里暗暗地祝福他们能够平安地到达长沙。
送了行，我转到三井洋行。顿然感觉着房子特别的宽大了。整个的一层三楼，大大小小十几个房间，一个人影也没有。有些丢下来的办公桌椅倒满不在乎地闲散在那儿。一些杂乱的纸头堆积在四处。为什么那样仓促，连纸头都不火化呢？这是应该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