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歧亭去
大武汉的保卫战有时确实烈烈轰轰过一阵，但敌人志在必得，而当局却志在保全实力，早迟必然要撤守是已经成了定局的。特别在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镇要塞失陷之后，长江门户差不多等于洞开，大武汉委实是动摇起来了。**机关、民间工商业，在业经部分撤退之后，又在开始再撤退了。
拿我们政治部来说吧。在十月初头又把秘书处、一二两厅全部、总务厅的更大部分，撤往衡山。总务厅只留下少数办交通和必要事务的人，副部长周恩来和秘书长贺衷寒只留下自己的随从秘书。我们三厅的人则由范扬和范寿康又率领了三分之一，撤退到长沙。就这样武汉三镇便差不多整个成为了一座空城了。
政治部的疏散虽然偏向着南边，但我们对于北战场也并没有完全冷落。在这儿倒有一件说来令人惭愧的记忆。
北战场的五战区是由好些文化人的组织散布在那儿的，我们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和第六队被派遣到那儿去了。此外有由上海流亡出来的剧队两队，一队是金山、王莹所领导，另一队是万籁天所领导。还有臧克家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团。有了这些组织的散布，长官司令部的进步分子便有人计划着，在司令部下边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有意思要胡愈之去领导。
这消息对于我们当然很愉快：我们趁这个机会又可以把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安置在北战场了。
因此在十月八日那一天，愈之便约了好些朋友一同往歧亭去访问李宗仁。那时五战区的司令部已经移到歧亭了。
下午五时顷两部汽车同时出发。我们的一部坐着愈之、乃超、立群和我，另外一部便坐着胡绳、钱俊瑞、沈兹九、陈北鸥。这另一部的朋友们主要就是未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了。我和乃超、立群是陪着去观光而同时打气的。乃超特别细心，还从我们三厅的日文铅字中检了一套出来拿去做礼品，这不用说是以备做对敌宣传的工具了。
车子出发后不久，我们的一部便抛了锚。修好了，再跑，但又抛了锚。
那天是中秋，月亮倒满好。我们站在路边望月，等着车子的修理，但车子却老是修理不好，而且使司机绝望了。据他说：根本没有办法。
在路上我们也拦过好些过路的车子，但都不肯搭载我们。另一部车子又已经老早跑往前头去了。乃超和愈之两人便决定去碰运气，在附近去找寻车子的修理站。我在心里想：这不等于是海底捞月吗？弄得不好，便只好走路回去了。然而奇怪，隔了一个多钟头的光景，乃超他们坐着一部工程车转来了。海底公然捞到了月！
乃超告诉我：我们去东碰西碰，碰了好几处钉子，结果找到了这位同志（他指着开工程车的人），找到了他的临时修理站。这位同志说他认识愈之，非常热心地愿意帮忙，便自行把这工程车开来了。工程车是有起重机的，我们几个人便都坐在那起重机的周围，让我们的小车子被拉着，又继续前进。
这真是再愉快也没有的事，在绝望当中竟又生出了希望。
二、坐冷板凳
工程车把我们拉到了司令长官的指挥所，那位很殷勤的青年又拖着我们的小车子去修理去了。他同时告诉我们，他顺便要去通知招待所里的人，帮忙打听我们另一部车子的下落。这样殷勤而负责的人是很少见的，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乃超和立群也都忘记了。
我们在指挥所门前，向站岗的通了姓名并说明了来意，要求见司令长官。站岗的叫我们在门外的凳上坐着，他进里面去替我们通报了一回。我们坐着老是等，等了一个多钟头，里面却没有消息。我们又请站岗的再去通知，他转来告诉我们说：副官处说的，司令长官睡了，不能惊扰他，要等到清早才可以引见。
这样坐冷板凳怕只好一直坐到天亮了。
又是乃超自告奋勇，他要去找寻招待所，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
乃超去了，又有一个钟头光景，有一部卡车开来了。据说是招待所开来接我们的。我们满以为是乃超去接洽来的，被接到一座农家院子去睡了个半夜。但到第二天清早看见乃超的时候，才知道昨晚的车子并不是他去接洽的，接洽者毫无疑问又是那位修理站的青年了。乃超告诉我们：他在晚间过于冒昧，胡乱去闯，闯上了好几处哨兵。问口令，答不出。有好几次刺刀刺到自己的胸膛。但幸好他是广东人，说出广东话来，那些广西兵便没有刁难他。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钱俊瑞、陈北鸥他们。再开车子来接我们时，知道我们已经被接走了。
又经过这一番周折，愈是感谢那位修理站的青年。然而我真不应该，我把他的姓名完全忘记了。
我们到五战区来，须得再说一遍，是为了司令长官的李宗仁要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而且打算聘胡愈之为主任委员的。这一个使我们兴奋得夤夜赶上前线的好消息，等天一亮，让我们探听一下现实情形的时候，使我们自己感觉着有点惭愧了。原来那位司令长官并没有这个意思，而是他的部下有一二人在这样拟议。更有一二位买空卖空者，便把我们动员了起来，是要我们到前线来学毛遂自荐的。这简直是笑话了！但是我们能怪谁呢？
司令长官第二天中午时分和我们见面了，还陪着我们吃了一顿中饭。我们没有学自荐的毛遂，对方也没有提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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