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公的汽车，在这儿有一段小小的插话。
在大火中以为失掉了车子，事实上并没有失掉，而是在车上睡觉的司机，一觉醒来看见满城大火，他怕汽油爆炸，便死命开走了。开走后没有办法开回，便只好逃跑了出来。
这真是一部数奇的汽车，在前我们同赴南岳的时候被碰坏一次，这回在大火中受了虚惊，停在下摄司，就在十四日的晚上又真真正正被人偷走了。——偷车的是后勤部的人，偷到了桂林，后来在桂林才被查出。
十五日全体人员到达衡山，和原驻衡山的三厅人员合流。
在衡山驻了一夜。十六日的清早在一座很宏阔的庙宇里整队，准备向衡阳出发。这个庙原是第二厅驻扎过的地方，二厅已经撤往衡阳。庙的名字我记不起了，只记得庙前很空阔，有一条宽大的溪水横流，庙里驻的是道士。当我们在那儿聚集着等待整队的时候，老道士一人捧了一个小皮箱来献给我。据说是在防空室里捡到的，恐怕是二厅丢下的东西。
我们把小皮箱打开来看了，的确是二厅遗留下来的。那内容的重要可以说是二厅和二厅厅长的全部生命——二厅的关防、官章、厅长杜心如的私章、密码电报若干种、军委会的电报用纸及其他。丢掉了这样重要的东西，假如是在清朝当年是会丢掉脑袋子的。衡山隔长沙那么远，而二厅的狼狈情形，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些东西，后来我们到了衡阳的时候，当然都奉还了。不过我还可以保证，他们一定会把密码电报大大地改编过一道。
整队向衡阳依然是由于交通工具不够，要一部分人走路。在这一次的领队原已决定由黄埔二期的尹伯休来担任，不幸地迟了刻，于是临时又改由洪深担任了。这一次便再没有掉队的情形。受了名誉处分的伯休，是有一半功劳的。他自告奋勇去打前站，打尖宿营，都做得井井有条，真可以说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六、长沙善后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模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只可惜日本人开玩笑，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摊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病员和老弱病废的市民，到底谁来负责呢？
在行政上的处分是——十八日枪毙了三个人，警备司令鄷梯，警备第二团长徐崐，公安局长文重孚。
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在这里面把“张治中”三个字嵌进去了。“五大政策”记不清楚；“十万元”是国民**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少得太可怜了。
然而冤有头，债有主，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据我们后来所得到的确实消息，张文白在十二日上午九时，曾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把长沙全城焚毁。因此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应该由蒋介石来负，连“三个人头”认真说都是冤枉了的。
行政处分只在平息人民的怒气，对于满目疮痍并没有丝毫的裨补。警察是跑光了，省**的高级人员跑到了沅陵。于是长沙善后这一工作却又意外地落到我们三厅的头上。
十六日我们到达衡阳三塘之后，十七日便奉到命令，要三厅派人火速赴长沙从事善后。这一工作，周公又指派了洪深，要他带领若干得力的人员和两个抗剧队在当晚便赶赴长沙。当大家上卡车的时候，田寿昌自告奋勇，临时参加了。洪与田是大火后最初入长沙的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安插伤病，恢复交通，实在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十九日又由乃超和我另外带了一批人去支援。这时候的善后办事处是设在财政厅里面的。当我到长沙后的第三天，省**的各厅才有人从沅陵回来参加工作。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来财政厅拜会我们。我们倒也感觉到有种说不出的情绪。
陈诚和周公都到长沙来过。陈诚是很得意的，长沙善后由他的“部下”来做了一个开端，当然替他增光不少。周公看见大家做得井井有条，也很愉快。我自己很明白：这些完全是在长沙大火中被他短期训练出来的学生，经过了几天的坚苦锻炼，他的学生们是有些进步了。
流离的人逐渐回来了，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勇气已被鼓舞了起来。以后的工作便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那得让人民的创造力去自谋发挥；而为了减少摩擦，也得早让那些党老爷们去部署他们的威福。
长沙经过大火，大概烧去了十分之八九，而有趣的是我们住过的水风井却没有烧掉。长沙师范里面我们还存着一大桶汽油，竟依然无恙。这大约是我们走得迟，放火队被阻碍了的缘故吧？
我们是二十六日回三塘的。在这之前，我应平江张发奎之邀，曾偕乃超、寿昌二人去访问过他一次。那是二十四日的事。当晚由张做向导，同去看过一次杨森。那位多子将军送了我们好几根茶树根子的手杖。他谈到地方上有些迷信观音的人在酝酿反战运动，也谈到一些下级政工人员不守纪律，专做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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