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深是乘着那部又哑又瞎的破卡车逃出的，剩下的行李已经来不及装车了。他乘在破卡车上，据他说：一手提着铅桶，一手拿着个手电筒，时而打打电筒代替头灯，时而敲敲铅桶代替喇叭。开到半途，卡车抛了锚，便把它丢掉，走路赶来了。
周公十分愤慨。他向来是开朗愉快的脸色，对于任何人，处到任何难局，都绰有余裕的恢宏的风度，在这一次，的确是表示着怒不可遏的神气。汽车不见了，还是小事；长沙烧成那样，不知道烧死了多少伤兵、多少难民，而敌情怎样却是一点也不清楚。这些，我相信，就是使得他不能不愤慨的原因。
他把处理三厅的意见向张肩重指示了一番，于是又拉着我和剑英两人乘着卡车，折回长沙去，想探看一下究竟。
公路上的车子跑完了，逃难的人还在路旁拖着疲倦的脚，但也没有初出长沙时像水破闸门一样的拥挤了。铁路上有一串列车被两个车头拖着，像恐龙的角鳍那样，车外都载满着人，在慢慢地爬。
我们折回到离长沙不远的一段高地上，那儿是有一座关帝庙的，大火正在加紧燃烧。长沙全城笼在一丛火烟里，那火烟的威势好像要把整个的天宇都吞灭。
——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的。周公感慨着说：假如敌人是进了长沙，那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
再前进也探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又乘上卡车折回了。沿途收拾了不少三厅的掉队的人。我们发觉，我们的撤退计划的另一部分也意外地失败了。
这一部分的失败，领队的寿昌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寿昌是长沙人，平时的生活很重纪律，能走路更是有名。
他自加入三厅后，始终都穿军装，马裤上套一双长筒马靴。在厅里每天一清早起来便率领着第六处和附属队的朋友们做早操，早操后再开始办公。对于他的军装和早操，有好些过惯了浪漫生活的朋友在背后还说过一些闲话。
其实能这样整军经武，作为一个文化人，用以矫正文弱的积习，倒是值得称赞的。因此在撤出长沙时把步行的队伍让他领率，大家都觉得他能胜任。临行时他的气宇很轩昂，也充分表示着他有胜任的自觉。
然而文化人的积习毕竟太深，尽管有全身的戎装和马靴也管勒不住。孙中山诞辰那一天，天气很好。队伍一出城，一和大自然的风光接触，于是文人气习便解脱了羁绊。据说沿途都在游山玩水，遇到有什么风景好的地方，便停下来流连流连，或绕道去牵就牵就。有的人又喜欢照相，第六处的摄影同志随处在拍照，以留纪念。就这样，一个队伍弄得五零四散了。
这一失败，严格地说，比大火中的狼狈还要厉害。有好些走散了的人，或者跑进了湘潭城，或者待在沿途的农家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直到了第三天，才把他们收集齐了。
坐火车的一批是十三日的晚上才到达下摄司的，他们的遭遇又是别一种狼狈的情形。
据乃超告诉我，火车是在大火当中才开出来的。开车的时候有好些伤兵在车站上打滚，想爬上车，但没有办法搭载。车由两个车头拖着，爬得很慢。有的地方两边两岸都是火，车就从那火巷中爬出。坐在车上的人，只好把头埋着，连脸都炘得不能忍耐了。一车子的炮弹和汽油，幸亏没有爆炸。长沙车站丢满了东西，我们的笨重公物，不用说也全丢掉了。
五、收容和整顿
十四那一天就停在下摄司，费了整天的工夫从事人员的收容和行李的整顿。
这一天的工作也全靠着周公的指挥和调度，从再度的混乱中又整理出了一个眉目。
我们的确是打了一次大败仗，不是败于敌人，而是败于自己。
洪深是受了嘉奖的，他有应变之才，能胜任繁剧。周公又指定他作为计划的执行人。他执行得也颇有快刀斩乱麻的风味。当其整顿行李的时候，他把各处科的好些公物一火而焚了。私人的行李也限制极严，决不容许超过两件，也决不容许超过斤两。后来有好些人批评他，怨恨他，说他毁弃了不少重要的东西。甚至于还有人这样说：那样的整理法，谁又整理不来？但这些闲话都不过是哥仑布的鸡蛋而已。
要在事后来说话，人人都可以做诸葛亮。你尽可以说，连从长沙撤退这件事，整个都是多事。因为敌人根本没有进长沙。但在当时谁能预料呢？当时的情势，一切都是天变地异。敌人要来，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因此，当机立断，正是当时的要求。假如有聪明的朋友，能在这失败中得到了学习的机会，那倒会是获益不浅的了。
当天也是晴天，时而有敌机飞来侦察，我们的人员便散布在田野里，守看着眼前的公路上进行着宏大的车辆展览。真是各种各样的车子都有。小汽车、卡车、炮车、坦克车、指挥车、装甲车，平时所不容易见到的东西都展开在眼前。有载探照灯的，有载高射炮的，也有载着沙发椅的，殷殷洪洪，烈烈轰轰，把公路地皮辗进了心骨，黄尘一直蒙上了公路树的树顶。
为什么敌机不来轰炸？这倒是一件怪事啦。——事情是后来才知道的，在大火后四天，敌人方面没有关于长沙的情报。四天之后，我们去从事长沙善后，他的广播又才开始提到长沙。从这来推测，大约在大火当中敌人的情报网也被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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