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问及“那些故事还有什么重要信息”时,方九龄便骄傲满满地谈起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当他回到南京以后,还主动读了一些心理学和精神病里学方面的资料。后来发现,那个疯女人的故事虽然离奇,但很有逻辑。几乎没有什么精神病人可以像她那样条理清晰地讲诉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于是方九龄排除自己对那个“疯女人”的偏见,反复琢磨起那些故事来。对故事的研究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其主要的困难不在于语言不通。虽然疯女人带有浓重的东北口音,但方九龄大体上还是能够理解的。主要的难度在于所有的故事都没有明确的朝代或者年份等时间顺序。而这些故事听起来又像一部记载某个神明的“编年史”。所以只有弄请时间顺序,或许才能读懂这部“编年史”。后来方九龄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时通过故事中出现的某些名词来判断大致年代。比如:在一个故事中,主角被成为“孝廉”。因为“孝廉”汉代是查举制度任用官员的重要指标。所以,方九龄便认为这一则故事发生在汉代。然而,在同一个故事里又出现了“倭寇”一词。这可难为了方九龄。因为“倭寇”的海盗行为是在明朝时期才兴起的。因此,这则故事的时间就很难被确定下来。直到他查阅了很多资料,终于明白,原来“孝廉”一词在明,清时期也被当成对举人的雅称。这才让方九龄大致确定了这则故事的时间。
通过研究,方九龄终于将这些看似散碎的小故事总结出了一个脉络:在上古和中古时代的中原大地上,有种怪物对人们传播一种使人感到恐惧的“瘟疫”。这种“瘟疫”是精神上的摧残。之所以将其比喻成“瘟疫”因为它具有传染性。方九龄估计这就是民间传说里许多妖魔鬼怪产生的原因。好在,当时道教,佛教等宗教的流行,以及在王朝盛世时期人们向善的愿望都对“瘟疫”的传播有抵制效果。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组织在对这个妖怪进行驱逐和消灭。他们一直隐秘地,不为人知地行动。从故事中只言片语推测,隐秘行动的原因可能是避免造成社会的恐慌,而恐慌正是这种怪物传播瘟疫的途径。这个组织的结构松散,而且复杂。他们内部应该有一套完善的暗号切口帮助他们联络。并且在组织内,成员们的称谓上的特点也会让同仁们认出对方是自己人。有一些总结出来的组织内部的称呼规则已经写在小说里了,比如:天璇尚人,魁星贤德之类的。这些人一般都会伪装成行商的药郎,算命的先生,还有云游的道人这样的身份。这个组织最终击败了怪物的主体。然而他们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消灭这个怪物。或许是出于一种原因不能将其消灭。这个原因可能就是在怪物散播瘟疫时候,或许将自己的分身也散播了出去。据说,一旦怪物主体死亡,那么那怪物的分身就会同时“破茧”。对,那个疯女人的故事里就是用了“破茧”这个词。其含义应该就是从人体里出来。这样就会导致更大的灾难。人类可能要面对五个,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怪物。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怪物传播了多少分身。
沈铭德听完之后觉得有些好笑,然而与自己玄之又玄的经历对比后,他换了一种说法,问到:“然后你就把这些写进小说?那么你认为所谓‘山弥罗’就是那个怪物的分身?后来被带到东北封印起来啦?最近那怪物解开了封印,又出来兴风作浪啦?”
方九龄一本正经地答到:“不不不。那怪物被封印应该是在上古或者中古时期。因为我不相信鬼神之说,因此我认为那东西是中能够引起人类恐怖幻觉的植物或者动物。所谓‘封印’就是将种子之类的东西放进一个人的体内。然而那个人找个无人山区躲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便防止了怪物通过恐惧来传播的途径。如果我封印了这个怪物,我就绝对不会将它放在家里,不是吗?所以当年的中原腹地肯定是不适合封印这个怪物。所以他们就把它送到东北或者西北等地区。至于那怪物现在如何,我也不清楚。但我才它还没有解除封印吧。至少没有完全解除。通过你的经历让我感到‘山弥罗’以及它信徒们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住在湖边村的信徒们过着隐居生活。他们并没有积极‘传教’;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拒绝偶尔上门的‘有缘人’。这不是矛盾吗?在你的故事里提到了‘傩舞’。那可不是东北该有的信仰。所以我猜,那写湖边村的居民可能也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过去的。在漫长的时间里,他们形成了一种自己的信仰。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山弥罗’的传播者,同时又是封印的守护者。他们一边用‘长生’为诱饵,传播恐惧。又一边把‘长生’当成秘密保护起来,不让太多的人知道。”
沈铭德面带一丝愁容,轻抚自己的右手腕哀叹到:“真不知道我是应该拥抱‘长生’,还是帮助他们守住这个秘密呢?”
方九龄突然岔开话题,问沈铭德他所说的那个萧静是否漂亮。这时他刚才一直在回避的问题,而此时沈铭德不得不拿出手机,将萧静的照片摆在方九龄的面前。
方九龄一脸坏笑地说到:“人可真是矛盾的动物啊。”
见沈铭德满脸疑惑,他边解释说:“在我看来,你也有两面。你以寻人为借口,打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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