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德玲在印刷所一年多。
印刷所与世隔绝，只和组织单线联系。但是感觉到形势越来越紧张。德玲刚来的时候，印刷所的工作老是忙不完，现在却常常一连几天没有什么要印刷的。社会上，再没听到什么游行啊罢工啊的消息，组织似乎偃旗息鼓了。
张飞有些老朋友，偶然联系，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一年多来，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他也说不清。
一天，春花到老联络点去，意外地发现联络点取消了。那是一家杂货铺，老板是浙江人，邻居告诉春花，老板换了。
老刘叫张飞再到那附近转转，看遇到什么人，张飞去了几回，什么收获也没有。印刷所与组织的联络渠道断了。
已经有好多时没有接到组织的经费了，这意味着印刷所要考虑生活来源了。白天，德玲和春花都帮着糊纸盒，和那些真正的家庭妇女一样，赚来一点钱买柴米油盐。晚上，和春花在一起，两人谈来谈去，怎么也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按说祁大姐应该来一下的。她去了哪里呢？
老刘似乎也和德玲她们一样。他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无聊地走动着，“咯噔咯噔”，他把德玲叫到一边。
“我决定出去探一探消息，总不能坐在家里死等！”
“如果我天黑还没有回来，你们就转移！”老刘一瘸一瘸地出门去，慢慢消失在小巷尽头。
太阳下山的时候，老刘一瘸一瘸地回来了，这叫几个人松了一口气。
“我打听到消息了！”老刘坐板凳上，喝罢水，抹抹嘴说：“组织遭到大面积破坏！高级领导都不在了。现在组织基本上已经停顿了。我说哩，情况就是不对劲啊！”
老刘的老乡是一个区委的干部，他告诉老刘，组织内出了大叛徒，导致一系列的损失。敌人不停顿地对组织进行残酷打击，杀害了好多同志，破坏了好多基层组织。中央在上海站不住了，高级领导大部分转移出上海了。
由于组织破坏，来不及通知许多人。口头通知是：暂停一切活动，各自潜伏，积蓄力量，等待革命**。连老刘的老乡，一个区委副书记，也突然失去了组织联系，现在靠卖馄饨为生。
“各自潜伏，就是说没有组织管了？”张飞冲口一句。
老刘责备地说：“怎么能这样说呢？组织遇到困难了，我们要分担。”
几个人在小屋里商议着。德玲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各自潜伏，说明组织已经没有力量安排好每个成员，一切要靠自己了。可是自己到哪里去呢？武汉不能回，那里的特务正等着自己哩！
“苏佳就留着这里吧，我们一起搞，先把家搬了！”老刘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物色了一处房子，明晚就搬。
德玲没有吭声。家一搬，意味着与组织的联系彻底中断，以后怎么办呢，不说别的，吃饭就是问题！
德玲终于说了：“你们去吧，我不和你们一起！”
老刘并不惊奇：“你能去哪里呢？”
德玲说：“去找朋友。”淡淡的，没多说。
老刘说：“这样也好。人多了目标大，组织的指示本来就是分散潜伏。既然定了，明天早上你就走。外人问，我就说你回乡去了。”老刘叫老妈妈拿十块大洋来。
“现在是困难时期，只有这么多了。”德玲默默接过了钱。
德玲去找石大姐。她坚信，石大姐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放弃工作。
那熟悉的巷子到了。泥土路上，停着乡下人的粪车，几个早起的居民正在倒马桶。德玲走进巷子，仔细辨认着路边的房子。
忽然，一个妇女的声音在路边的门里叫着：“啊呀，是不是石家侄女啊！”随着声音，一个四十多的妇女从门里出来，德玲认识，是李家阿姨，一个捻匠的妻子。
李家阿姨看看四周，将德玲拉进门：“进来坐会！喝杯茶。”德玲刚进门，李家阿姨就将门合上了。
“哎呀你这女子，好大的胆子！你从哪里来呀？被人看见可不得了！”
德玲立刻感到不好：“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可不得了啦，你的姑姑出大事了！”李家阿姨压低声音，告诉德玲，石大姐在半年前就被便衣抓走了。
“好凶啊，那些人！对四十多的女子下狠手，真的没有人性哦！”
李家阿姨叫德玲赶快从后门走，这里总是有不三不四的人晃悠。
德玲跟着李家阿姨，从屋子后门走出去，李家阿姨在门内摇摇手说：“小心哦，你们都是好人！可怜！”
德玲穿过几条巷子，到了大街上。
无名的悲愤弥漫胸腔。石大姐，那样好的人，被捕了！
德玲漫无目的地走着，考虑着往何处去。孤单像黑色的影子一样笼罩着她，她买了份地图，找一个小旅馆住下，在房间里铺开地图。她要去找自己的队伍。在阳光下战斗！
山川一目了然。在湖北安徽搭界处的大别山，有鄂豫皖根据地，千里迢迢，路上一定有无数的哨卡盘查，沿途的困难将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不去那里，能去哪里呢？毕竟，那里有苏维埃政权，那里有自己的队伍红军，就是讨饭，也要去！
德玲出了上海，沿着公路走，一边不停地举手拦车。
车很少，都是货车，偶然有公共汽车，没有钱，不能上。终于有一辆货车在她面前停下，司机是个面相慈善的中年男子。德玲说丈夫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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