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杨明成向社员们宣布，为了表彰我们的革命行动，对昨天参加拔苗的社员，每个人记两个工。
但大家听着，参加的人也不激动，不觉得自己占了什么便宜；没参加的人也不眼红，不觉得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好像大家都麻木了，不管人家杨队长说什么干什么，听一听就算了，谁也没有什么反应。
虽然这些年粮食还基本够吃，但总是没有花的，油盐酱醋，没有钱买。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布票，因为没有钱，谁也买不起布料，很少有人做新衣服。大家都是穿着带补丁的衣裤。谁要是搞点什么副业，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叫资本主义尾巴，非要割掉不可。包括养鸡，买卖农副产品，打工，都是不允许的。但只有一样是允许的，那就是卖柴火。因为城里的人家家户户要烧煤炭，烧煤炭就要有引火的柴。政府和集体又没有专业人员去砍柴。只能到市场上去买。这大概是那时候唯一的副业，唯一的市场经济，允许社员们自主经营的唯一的商品，也是大概可以赚到零花钱的唯一的办法。
但要赚这种钱并不容易。因为生产队是不允许不干集体的活，私自去到山里砍柴的。就算是你生病还要请假，何况你去搞副业。所以人们只能在有月亮的晚上，趁着月色，在生产队下工以后，赶紧拉着平车上路，到山里去砍柴，再连夜拉回来。第二天早上，在县城唯一的，允许自由交易的巷口卖掉。
八月十五的晚上，我和王和平，刘虎平，李三成四个人，每人借了一辆小平车，连饭也没顾上吃，每人拿了一条窝头，背了一壶水就上路了。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走到司马沟。前边的柴火早就让人砍的没有多少了，我们只得往深沟里去找。很快就在左边的山坡上有一片树林，树木不大不小，有小碗那么粗细。太粗了砍不动，太细了又不值钱，只有这么大小粗细的才刚刚合适。
由于在路上吃了窝头，大家没有休息，赶紧用各自手里的斧头，乒乒乓乓地就砍伐了起来。朦胧的月光下，一棵棵树木被我们从根部砍倒，把树枝砍掉，只把树干脱下来，很快就装满了各自的平车。用绳子从两边紧紧地把车刹好，以防掉落下来。然后坐在平车跟前，喘了几口气，不敢耽误时间，赶快就拉着走出了山沟。
山沟里的路很难走，但一出了山沟，走到公路上，马上就轻松起来了。挂在车辕上的拉绳，也不用使劲地拉了。我们故意把后边装得重一点，这样不用使劲驾驶，拉起来也轻快一些。但这种办法只适合平路和下坡路，上坡路是根本不行的。
但我们的力气也快耗尽了。离城里越近，两条腿也越重，实在想停下来喘一口气，休息一会儿。但谁也不敢停下来，因为必须在天刚亮就要卖掉，赶快卖掉还要到地里干活。不然今天就要扣工分，还要挨队长的呵斥，甚至还要当坏分子被拉到台子上去批斗，就得不偿失了。
那时谁也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紧赶慢走，还是走得太慢。离县城还有很远，天气已经大亮了。不管怎么样拼命地跑着，知道今天早晨根本不可能上地去了。不知道杨明成会如何处罚我们。我们几个人心里都明白，谁也没有说话。知道我们闯下大祸了，想多砍点柴，多卖点钱，装得太多了，也因为走得太远了。如果就在沟口捡点柴火，也许早就回来了。
等我们赶到卖柴火的地方时，太阳也升起一竿子高了。巷子里早已聚集起来很多市民。我们的几车柴火，根本没有跟人讨价还价。因为经常有这种买卖，价钱一般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的柴很快就卖光了。大家卖的钱都差不多，都是2块多钱。这差不多是我们五天的工作日，非常划算的。不管杨明成会怎样处罚我们，反正钱是赚到了，这对我们多少是一点安慰。
反正早上的活是耽误了。我把小平车送了以后，回到家，把钱交给母亲，等吃过早饭以后，我才去上地干活。
一天无事，我以为杨明成把我们忘了，不过是耽误了一个早上时间吧，扣上半天的工分，生产队也不吃亏。但我还是想错了，到了晚上，队里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说是晚上要放映电影，让大家去看。
到了晚上，人们纷纷拿着大小凳子，到打麦场上去看电影。放映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据说神通广大的杨明成跟电影队长有很好的个人关系，他才能搞到这么好的电影，才能把大家都吸引过来。如果是八个样板戏，恐怕他的批斗大会是不好开的，大家都不来他也没办法。
我看得聚精会神，深深地被里边情节所吸引。那个间谍满脸是血从被枪毙的死人堆里爬起来，那场面深深地震撼着我。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电影里面有那么多的死人。
正当大家全神贯注地看电影的时候，电影突然停了下来，电影屏幕上方的灯突然亮了。杨明成突然从后边闪出来，大声地宣布，把坏分子给我拉上台来。
这场面人们并不吃惊。因为一般地看电影，特别是看好看一些的电影，都是要开批斗会的，今天自然也不例外，不知道哪些倒霉蛋又要被揪到台子上去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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