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着胸中涌起某种激动的情绪。但是，当我站在这个寺院蔓生了很多荒草的院子里时，心里却没有期待中的那种激动。但我毕竟又一次来到了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差不多就是整个嘉绒文化心脏的地方。只不过，一切都不复当年的景象了。
几年以前，我在阿坝草原上去拜访一座苯教寺院的主持。那天，寺院的僧人们在庙子外面鲜花遍地的草地上搭起了帐篷。我没有寻访到那位喇嘛。他的弟子们享我以汁水鲜美丰富的牛肉馅包子和新酿的乳酪，同时告诉我说，上师去了促浸，他将在那里恢复已经毁败的苯教伟大的雍忠拉顶。
这年的秋天，我来到雍忠拉顶。当那座新建起来的寺庙出现在眼前时，我简直失望之极。我向来不主张恢复一切已被毁弃的建筑。因为那时的建筑，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是一种历史与风习的自然凝聚，时事变迁，物换星移，按原样恢复的建筑，至多复原了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内在的东西，早已随着无情的时光，消逝得无影无踪。
再说，我一点也不相信眼前这座石头与水泥拙劣混合的建筑就是当年的雍忠拉顶。前次到雍忠拉顶的时候，我们没有进到寺庙的大殿，也没有见到那个我在草原就想拜访的苯教喇嘛。寺院厚重的木门上挂着一把质地沉重的大铜锁。
当时，庙里也没有别的僧人，陪同前去的统战部的人私下对我猜测说，可能是知道有官方的人来，庙里的人都回避了。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统战部的朋友笑笑，答道：这是一个多少有些敏感的问题。
我再问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敏感。对方用了启发式，说：“阿来老师你知道雍忠拉顶过去是什么教派。”
苯教，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他继续启发我：“乾隆王打金川以后，寺院改成了什么教派？”
佛教的格鲁派。这对一个对地方史有兴趣的人来说，同样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他的笑有些神秘色彩：“这就对了。依现在的定性，乾隆王朝发动的是维护中央政权的战争，他把寺院改成了佛教，现在，你又把它改回叛乱的土司倚重的苯教……”对方用的是启发式，话到这里，就没有再往下说了。
我有些明白，又不是十分明白。在我们的生活中，政治往往带来一种不太明晰，而又人人似乎都心照不宣的特别的逻辑。
那天，我们在这座新的雍忠拉顶里什么都没有看到。
于是，便从庙子旁一户汉人农民家里借来一口锅，在院子里生起火来，把这次圣地之行变成了秋日的野餐。就是在那天，在这个院子里，我发现了一株侏儒般矮小，且特别孤独的桔子树，上面结了两三个青皮的桔子。看着那青皮的桔子，好像一辈子都不会变成金黄的桔子，我的口里好像尝到了它酸涩的味道。
吃完饭，躺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头顶是深蓝的天空，白云像泊在渡口的木船一样泊在天上。于是，便回忆起传说中雍忠拉顶寺的历史。今天，我再次来到这里，不是以一个官方干部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文化漫游者的身份，想靠近一段历史，或者说想看到这个寺院今天的真实面貌。但是，同样是一把大锁落在大门上，只是经过了这么些年的风雨剥蚀，门上的彩绘已经相当黯淡了。
看不到今天的面貌，我便又一次面对更为壮观的废墟，在想象中复活传说中的历史。
早在明清以前，整个嘉绒藏区主要信奉的是青藏高原上的本土宗教苯教。而雍忠拉顶寺又是整个嘉绒藏区苯教的中心寺庙。而在此时，青藏高原的大部，已经是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依次占据着统治地位。于是，苯波教的嘉绒便成为整个藏文化中一种另类的存在。因为嘉绒在地理上靠近汉区，往往在政治上谋求与内地政权的某种妥协。并对内地政权的更迭保持着更多的敏感。
14世纪40年代，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时，该寺大喇嘛泽仁多吉便率金川河谷中多位部族首领长途跋涉到成都，表示臣服，并建立起朝贡关系。
明朝初建，便封该寺大喇嘛哈依拉木为演化禅师，令其统领嘉绒地区政教，雍忠拉顶的势力在整个嘉绒如日中天。
清康熙三年，清政府重演前朝故事，再授嘉纳巴演化禅师印信。其在嘉绒地区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但事情到后来，情形便逐渐发生变化。在乾隆第一次对大金川用兵的时候，便常常发现苯教法师常在阵前施行苯教的诅咒之法，对立双方的军队都迷信宗教，也惧怕巫术的魔力，所以，乾隆那事无巨细的谕旨中，也多次出现指示前方将士如何区别处理这些苯教法师的具体指示。只是，我还没有看到有清军捉到苯教法师的具体记载。但是，在那位建立了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那里，对于雪域藏地的宗教，已经有了一种清楚的比照。一边是青藏高原上最为盛行的dá_lài班禅系统的藏传佛教的格鲁教派，多次因为不能克服的边患，请求王朝派兵进剿，在满清一代的早期，差不多一直保持了一种合作而驯服的姿态。而在更靠近汉区的大渡河谷的嘉绒，却有一个不驯服的教派，在汉语中，这个教派还有一个民间的俗称：黑教。
到了大金川与小金川土司再次扩张势力范围，第二次引来清军大兵压境的第二次金川战役时，雍忠拉顶的苯教僧人们不只是以巫术与神秘的咒语来支持本地土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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