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川最后陷落之时，该寺数千名僧兵，大部阵亡。五名被生俘的大喇嘛，与作乱的大小金川土司等二百余名战俘，被押解至北京，祭天问斩。
传说，乾隆皇帝听奏报称雍忠拉顶的辉煌与富丽，曾下旨要前线将领阿桂等人，将该寺绘图后拆除，将原件全数移往京师，再重建复原。但是，定西将军阿桂等再三奏称，大金川地处蛮荒，与内地相通尽是鸟道羊肠，再说，嘉绒建筑拆卸开来，除了一些寺院金顶与菩萨，就只是一堆零乱的石头，恐怕很难依样重建。乾隆皇帝才只好作罢。而在此前，他已着人将雍忠拉顶形胜图传到北京，仔细赏鉴后收为宫中宝藏。
而在此前的此前，为了训练将前去大小金川作战的八旗兵对嘉绒碉寨的攻战之法，乾隆就曾下令把数百名嘉绒战俘解到北京，在香山脚下，依样建筑嘉绒的石碉与村寨，让即将开赴前线的满人八旗兵演习攻战之法。
查阅史书，在冷兵器时代的前线，清兵对付嘉绒藏区的石头碉卡的办法，无非是火烧，和用铜炮的实心铅弹进行轰击，最后，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从下面挖掘地道后，用火药实施爆破之法。但我没能从史书上查出来，这些战法中有那一种是在香山脚下模拟的嘉绒人的堡垒般的石头村寨前摸索出来的。
那些递解到京建筑模拟的嘉绒村寨的藏民，在战事结束后也没有全数开刀问斩。乾隆皇帝网开一面，使他们再逃生天。只是，他们从此再也不可能回到故乡了。听说，现今北京郊区的香山脚下，还有些村子的人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先是嘉绒人。某一年的一个秋天，曾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藏族人建议我去那些村庄考察一下。我问还有没有嘉绒风格的建筑，回答是好像没有，似乎没有。
这一来，我的好奇心便消失殆尽，没有前往寻找点什么的冲动了。
我想要是真在某几个村子寻访到一些嘉绒人的后裔，大家相见时，可能是一种非常尬尴的场面。比如，他们该撇着京腔问我些什么，而我又能告诉他们什么，并问他们什么。中国人有些时候特别相信血缘的力量。而我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一个汉藏文化交汇带上的藏族人，却更多地看到另一种异化的力量。那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思绪一下飘远了，现实的情形是，我现在正面对着早已毁败不堪的雍忠拉顶。一片文化的废墟之上，一个人不会有太多的有关文化可以通过传承而获得不朽的想法。当大金川土司以弹丸之地上所能聚集起来的全部财力与人力与强盛时期的清王朝的十几年的对抗，将以血腥屠杀进入尾声时，雍忠拉顶的末日便降临了。整个嘉绒地区苯教的统治地位也被推翻。
据民间传说，乾隆皇帝见不能把雍忠拉顶拆迁到北京，便下令将其彻底毁坏。并在其基础上，兴建了一座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黄教寺院。建成后的寺院把大门开启的方向改到了原来苯教寺院的反面。
新寺院的门口，张挂着皇帝亲书的金匾：广法寺。三个大字金光耀眼。
而且，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统驭术，寺院的主持人，即每一任堪布都由dá_lài喇嘛辖下的黄教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派出。
而当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阳光之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广法寺的辉煌也早已灰飞烟灭了。就在我们摆开野餐的草地旁边，横躺着几块残破的石碑。拂开荒草，石碑上是某一任堪布的名字。原来，这些石碑都是历任堪布圆寂后的墓碑。从这些石碑的形制来看，这些藏族高僧都用了汉人的方式来安葬。不然，就不会有这些墓碑了。除了石碑上面一些装饰性的图案显示出一些宗教色彩和精湛一些的刀工外，这些墓碑与烈士陵园中和公共墓地里的墓碑并没有什么两样。
面对这些石碑，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荒诞之感。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老是在费心猜测，这些石碑上功力不凡的汉字又是谁人书写呢，是那个时候，寺院里就有了通习汉字的僧侣，还是某一任满清命臣写就之后，驿马站站传递才到达了这个地方？我猜不出这样的答案。而中国的历史书往往也不会给人呈现这种细节性的东西。陪同来的人告诉说，这些墓碑已经很不周全，现有残破的这几块，都是这些年从民间收上来的。而且来的地方都有些特别。比如其中的一块是从农民的猪圈中找到的，还有一块是搭在一道小沟上，做了一座微型的桥梁。
从乾隆年间到解放，色拉寺共派出了十二任堪布，最后一任堪布名叫阿旺巴登的，1953年死去时已经不在本寺住持了。
广法寺香火最盛的时期，共有僧侣两千余人。其中八十五人，规定由嘉绒全境土司派出，由清王室拨发薪资，学习满师后，回到各土司领地上弘传正教。但在嘉绒土地上，当年曾协助清军进剿大小金川的土司们一方面尊旨派人去广法寺学习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教法，实际上却仍然对这一教派心存抵触。所以，直到今天，在嘉绒地区的寺庙中，更多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寺院，而与大金川土司毗邻的绰斯甲土司，直到解放，其家庙还是由苯波上师主持。
但是，随着土司制度的日益衰微，广法寺也随之日渐式微。清王朝崩溃后，寺院更是加速了式微的过程。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金川，国民党二十四军与当地武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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