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吕氏·义赏篇》：“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注：“楚人以两版筑垣，吴起……教之用四，楚俗习久，见怨也。”
吴起在楚的一段生活，怕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得到楚国那样可以有为的大国，又得到悼王那样信任专一的君主，看他的确是雷厉风行地放手在做，那际遇和作风很和商鞅日后在秦孝公下边所干的相同，但有不同的是吴起更要爱民一点。看他教人以四版筑墙，可见在怎样小的节目上他都在注意改善民生。为苑守，为令尹，两次都向保守派的屈宜臼请教，也无疑地是表现着大政治家的风度。
我说屈宜臼是保守派，这可不是信口开河。你看他对吴起大拿份，一次不开腔，二次不开腔，等到一开金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完全是一位老顽固，他并不说别人的政策如何要不得，或行了会有怎样的患害，而只是说反乎古，异乎常，如此而已。第二句话呢，又是反对用兵。“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看这光景，这位屈公不是墨家便是一位道家，他要反对儒家的吴起，自也是理所当然的。最可恶的是他抹杀别人的劳绩，把别人比较有光辉的历史说得一钱不值。他说：“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这不正是吴起的过人之处吗？然而一转却是：“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象这样毁灭别人的荣誉，当面骂人为“祸人”，足见屈公是怎样一位顽固党；而吴起仍不动声色，与之委蛇到底，又足见吴起是怎样一位有修养的贤士了。而且从屈公的话中还可以见到楚悼王是怎样一位振作有为的明主：屈公说他“数逆天道”，足证他平常就极重改革，他能重用吴起而信任吴起，是有由来的。但可惜悼王是早死了一点。假使让吴起在楚国多做得几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去，就和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样，行了法二十二年，虽然死了，法也没有变动，那么战国时代的中国，恐不必等到秦国来统一了。在这儿也实在可以说是有幸有不幸。因此，吴起在秦以前颇受人同情，如《韩非·问田篇》云：“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又《难言篇》云：“吴起抆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悼惜之情可见。
悼王既死，吴起遭难，虽然接着被夷灭的反动宗族“有七十余家”，但那仅是为的射了王尸，而不是因为他们政治的反动，杀了吴起。所以吴起之法结果是被楚国废了，我们所知道的，就只能靠上举各书中所摘述的一点点史影而已。但在这儿，吴起实充分地表示出了一位革命政治家的姿态。他的政治主张，很明显的是：
一、抑制贵族的权势，充裕民生；
二、节省骈枝的浪费，加强国防；
三、采取移民的政策，疏散贵族；
四、屏除纵横的说客，统一舆论；
五、严厉法令的执行，集权中央。
这些倾向差不多也就是后来商鞅所行于秦的办法，商鞅也是卫人，说不定他们还有点师弟关系吧？但至少商鞅是受了吴起的精神上的影响，我看，是毫无问题的。
关于吴起之死，如上所述，或称射杀，或称枝解，然亦有称为车裂者。如《淮南·缪称训》、《氾论训》及《韩诗外传》卷一均言：“吴起刻削而车裂。”《墨子·亲士篇》亦云：“吴起之裂，其事也。”这在表面上虽觉得有些歧异，但也可以说得通。便是那些反动贵族先把吴起射杀了之后，遗忿未尽，更从而枝解之，而枝解时则是用的车裂法。那些反动家伙的兽性，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八
吴起的失败，在旧时是认为遭了贵戚的积怨，就是反动的守旧势力阻挠了革命势力，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这之外，还蕴藏着一段当时的思想界的斗争，却被人忽略了。
吴起尽管是兵家、政治家，但他本质是儒。不仅因为他曾经师事过子夏与曾申，所以他是儒，就是他在兵法上的主张、政治上的施设，也无往而不是儒。据我看来，要他才算得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的代表，他是把孔子的“足食足兵”，“世而后仁”，“教民即戎”，反对世卿的主张，切实地做到了的。象他对于魏武侯所说的“在德不在险”的儆言，不全是儒家口吻吗？此外也还有一段话见《荀子·尧问篇》：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曰：“楚王谋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不榖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中蘬（仲虺）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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