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谓应设风化法。吾邦原有妇女着装不得露乳及着裙必须过膝的法令，该遇奸女子因身着违禁衣衫被奸，其有伤风化在先，激起施暴男子情欲，是以被奸，因此应负连带责任。男子施奸死罪可改为有期徒刑十年至二十年间，而遇奸女子当判笞刑三十，以示惩处其所犯有伤风化罪。
其六谓城镇内禁养犬法应得到有效施行。流浪狗咬人致死，可先驱该犬寻有无实际喂养主人，如有，以狗主抵命。如无，则由所在地官府予死者家属以经济赔偿，并切责该地官府履驱除城中流浪犬的官责。致于小偷入官府库府窃物被咬死案，官府无责，因为我帮禁犬法原有军营养犬、盲人养导路犬不禁一条。官府库府本当由军营看管，是以有权养犬。
众人讨论完毕，杨展雄重新上台发言道：聆听诸位所提意见六条，受益多多，当尽吸收于吾邦新法之中。此六条意见的共点，是认为法律是为维护道德而设，应具其道德属性。昔年我曾过京华听汤若望教士讲西学，其谓泰西法律特点在于不承认法律有道德良心。而我谓中华王法特点则是认为法律本身即是礼的派生，亦即其为维护礼的存在而设立，因此具有道德属性。何以持此说，是因为中华古法，原自孔子的“德教”说。其说具体如下：
孔子主张对国家的治理，应该是礼法兼治，以德为本。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人民无所措（放置）手足。”孔子这两段话的大意为：处理国家政事，必须以德为本，就像群星拱北斗一样。用政令来号召民众，用刑法来惩治民众，民众可以不犯法，但缺少是非心。用道德来感化民众，用礼仪规范来约束民众，民众有是非心，并且能以礼来自勉。礼乐如果不发扬，则刑罚没有依据，刑罚没有依据却又要惩治民众的违法行为，民众就会手足无措。
上述孔子讲的这两段话意思很清楚，即：孔子不反对对民众用“法”（行使“刑罚”），但反对不教即“法”；孔子认为设“法”的依据是“礼”，即国家制定法律，必须以“礼”作为根据；孔子认为国家必须向民众讲清楚设“礼”的目的，对违礼者才能使用国家法律加以惩处。因此礼法兼治又必须以“德”（道德教化）为本。这就是孔子有名的“德政”思想。
本于“德政”说，孔子坚持认定法律具有道德属性，亦即认为法律本身是礼的派生，其应为维护礼的存在而没立，这使中国后世均以六经作为立法的依据，而使“礼”在客观上对后来社会，实际起到了法本（后世称“宪法”）作用。
其如荀子所说：“礼者，法之大分（总纲），类（律例条文）之纲纪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谓礼为法之纲，法为礼之用。由此出发，荀子认定：礼的设立有三个基本原则（“礼有三本”），即“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意谓：礼取法天地，尊重自然规律。礼，维护人类社会存在，重视人伦关系。礼，尊重师长，维护教育制度。由这“三本”原则出发，荀子认为法的作用，无非对于礼的这三原则的维护。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顺。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听政（管理国务）之大分（大纲），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俏不杂，是非不乱。贤、不俏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
而经孔子的首阐及荀子的诠释，中国自秦以后的历朝法典的制定，均坚持了法律的道德属性，即以礼为法本（后世称“宪法”），来制定历朝的法律。借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是：“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借用《隋书?刑法志》的话来说是：“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
言说及此，杨展雄道：诚如汤若望所释泰西法律特点在于不承认良心一条计，则吾可断言：泰西国立法之弊在于，将法律与道德对立；以量入刑，即只看犯罪结果，而不问犯罪原因，不加区分同一犯罪形式中有可能蕴含的正义与非正义性的区别，其必因法律不维护道德，而导致路人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社会治安秩序恶化等等恶象。而吾邦立法，则必须坚持法律的道德属性，以之扶良抗暴，以体现吾邦百姓的终极利益与心声。
杨展雄言说及此，台下掌声要动，刑部的述职便算是通过。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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