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书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压根是伪书，所谓作者亲历纯系虚构，不过是假托姓名。主要事件处处注意与官修史书一致，细节的地方，搜罗各种野史基础上，混合杂糅，自己添油加醋编造一些东西进去就完事了。
另一种可能是确实有明末清初之人留下的原始稿本，但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其后人按照清廷官方的口径进行过系统的删除、改写。
如欧阳直的《蜀乱》，关于明末崇祯时期四川情形的记载不触犯满清忌讳能够存留下来是可能的，而清初顺治年间的大部分内容当为其后代按照清廷官方口径编纂而成。
由这类性质的书籍要想判断清初四川的真相基本不可能。
这其中可能只有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现存道光时傅锦涛据原稿的手抄本和光绪时傅春霖的抄本）是一个例外，这本书的内容和其他书截然不同，对南明官员将领的称呼保存了当时的原貌，许多细节不是当时亲历者，根本不可能写得出来，显然并未经过后来者系统篡改。是价值极高的第一手撩。
还有一本书，是外国传教士的《圣教入川记》，初版于1918年。这本书作者是古洛东，法国人，生于1840年。有些人曾经宣扬，所谓《圣教入川记》是明末外国传教士用外文写的，长期不为人知，然后在到了民国初年，才被发现，才翻译成中文。
这是根本错误的，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是用中文写的，根本没有经过所谓翻译，这一点可看人民出版社1981年四月版的《圣教入川记》出版说明。
而古洛东用中文写的这本书又自称是依据上海的某个耶稣会神父向他出示的明末传教士安文思、利类思记载的抄本，然后再摘录满清官修明史中的记录作为注释。安文思在四川被满清俘虏后带到北京，据说写有《张献忠记》，《圣教入川记》的出版说明则称《张献忠记》“原本至今未发现”。
我又查法国的费赖之著，冯承钧翻译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在第八八传安文思的注释（五）中说“《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是编记张献忠事。卫匡国(第九零传)神甫曾采其文作《鞑靼战记》。原写本现应藏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杜宁一茨博特神甫记利类思、安文思二神甫事曾大采其文也。”
则《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即为传说中的《张献忠记》，是此事的最原始文献，《圣教入川记》、《安文思传》、《利类思传》、卫匡国的《鞑靼战记》张献忠部分都是这一文献的衍生品。但问题的疑点是张献忠死于1647年正月（阳历），何以书名却是1651年，莫非作者是另有暗示？
我们有理由断定这个《张献忠记》是安文思被满清俘虏之后，为了活命或者为了更顺利传教，秉承满清统治者之意，出卖灵魂，伪造历史，欺骗外人之作，其虽为外文记载，但并不忠实于历史。
《圣教入川记》中记载的张献忠完全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杀人纯粹是一种心理病态，精神失控的表现，杀完之后，又会后悔得自杀。如以下记载：
“一日，献忠出城巡阅军队，见人数之少大不如前，且随身官员不及登极初人数之众。又见城中空无人居，而川省遭其残暴，成为旷野。不觉愤火中烧，狂怒间抽刀自刎，被左右上前拦阻，未得毙命。”（《圣教入川记》第19页）
到了同样根据安文思记载来叙述张献忠之事的卫匡国《鞑靼战纪》里又变成了是张献忠要去陕西，怕四川人反叛而进行的屠杀了。
这些叙述上的矛盾混乱，前后支离，恰恰是一切伪造历史的记述惯有的通病。
若张献忠是如此一个精神病患者，那不知道他是怎么从崇祯二年带领队伍一直到顺治三年，坚持整整18年之久的？他又是如何能委曲求全，数次假投降，接受招安，把明朝官员骗得团团转的？又有谁会把这样一个行为完全无法自控，随时杀自己身边人，甚至自杀的精神病当作领袖？恐怕只有精神病人才会跟着这样一个精神病！
但从后来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人的表现来看，他们很理性，很正常，具备一切正常人具备的同情心，甚至有时候显得过分的仁慈（比如李定国从云南败退的时候，为百姓着想，居然把大批粮食留给了清军），和精神病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有理由相信，安文思这些人写张献忠的记录，是直接在满清头目的授意和威胁之下进行的。以满清近于**和疯狂的对舆论控制的心理，他们完全可能想到利用安文思等人，伪造历史，欺骗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所有世人。
清廷奴才以及安文思之类记述的张献忠和大部分属下，基本上是一群没有任何理性的精神病群体，完全是为杀人而杀人，杀市民、杀读书人、直至杀自己的军队，哪怕是再忠顺于他们的人，只要言语行为略不对胃口，就下令屠杀。
但从满清**下幸存的一些资料来看，许多事实和这种描述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孙次舟摘录1945年成都排印《李忠烈公四世劫灰集》卷一的《明殉节故绅北礼部主客司郎中李公讳含乙事实》中记述说
“是时献逆亦僭号成都。所署伪县令杨以为，亲至家款奠(李母)，将以礼招公。公匿不往，潜卜地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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