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含乙要自杀，把他给救了上来，他兄长厉声大骂，他仰天大笑都不杀，只是关在监狱里，到最后李含乙还被劫狱给劫走了，张献忠部下的耐心和宽容程度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另外我在《天问阁集》里也找到类似的例子，《渠县李公传》说其原为礼部郎中，母丧丁忧回乡，正好遇上张献忠攻陷四川，“时贼已略定蜀境，府县遍署伪职”，伪知县劝说其为张献忠效力，他推脱葬母之后再说。“公曰：‘吾故母未葬，乞宽假，葬母毕，即西尔。’盖献贼之伪国号西也，伪知县信之，听公葬。”
然后他联络旧部，和江上义民合谋，‘阴收旧部曲与江上通，计划已，遂忽攻城，擒伪知县并伪诸将，斩之。渠得复焉’”
从这些记述看，张献忠和其手下还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理性和忍耐，不但没有滥杀人，甚至对明朝前官员都尽可能礼遇，以便笼络人心。
这些都可以看出张献忠或许极端残暴，但他绝不可能是安文思等人描述的那个头脑完全不正常的精神病患者。
可笑的是，安文思、利类思二人或许也觉得他们编造的谎言实在漏洞百出，又炮制了一些更离奇的神话来试图自圆其说。
比如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张献忠是他们描述的那样一个残暴的精神病患者，那为何偏偏放着他们这两个洋人不杀？
这两人给出的理由是张献忠爱好西学，爱好西方天文，要留着他们制造天文仪器之类。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237页说“献忠初得成都，人心归之。盖献忠才具性情实有过人之处。其为人公正，慷慨聪明，练达、爱好学术”
这些话半真半假，说初得成都，人心归之，当有真实成分，爱好学术云云则纯属不经之谈、
这可以和《圣教入川记》第22页中的“献忠询问二司铎教内事件，并询西学，问算学之事甚多。献忠闻之，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二司铎亦暗暗称奇。献忠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不足以为人主。”对照
这些记载纯属为圆谎而编造的荒诞呓语。所谓张献忠爱好学术，张献忠爱好西方算学、天文云云，真是天花乱坠。
不顾及张献忠压根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一个粗俗至极的**恶棍杀人犯而已！
爱好西学，尤其喜欢算学，还可以就这些话题同左右辩论，还“颇有心得”，真是可以让人笑掉大牙。
安文思小心翼翼迎合其满清主子的欢心，伪造历史，编造了许多类似性质荒诞不经，自相矛盾的故事，也并未给他来好运。
根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的安文思传“一六六二年文思受鞠讯，受夹棍二次，拟绞。辅政大臣等释不问，盖欲为一网打尽之计也、(利类思撰《安文思传》。)”
“自是以后，文思遂不复能尽其传教之职，而执工匠之业，为幼帝康熙制造器物，盖欲以此博帝欢，俾能继续传教也”
其受尽满清虐待酷刑，仍旧如小丑一般，作工匠“以此博帝欢”，则其伪造历史“以此博帝欢”，当然更不在话下。
其最后身死，也和所受满清酷刑有关“文思弃世前三年，两足夹棍伤发，痛甚，继之以肿，夜不成眠，如是者三年，终于一六七七年五月六日殁。”[5]
安文思徒然献媚，仍落得如此下场，亦可怜可笑至极。
另外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的诡异态度也能说明这批传教士的问题。他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浙江、福建多处大屠杀如金华大屠杀，建宁大屠杀，完全以一种冷漠甚至幸灾乐祸的残酷态度加以叙述，对满清毫无谴责之意。
比如叙述金华大屠杀的时候说“守将英明指挥，作战勇敢，使鞑靼人伤亡惨重，被迫远离城池扎营。后来鞑靼人从省城运来大炮，轰开城墙许多缺口，快要倒塌，由此进入城内。他们满怀仇恨烧杀掳掠。城守在府宅里用一桶火药炸死自己和全家，以免他和家属落入敌手”
这个被卫匡国以如此冷漠态度描写的金华城守，就是前面几段还说“他是我的好友”的朱大典。
而且前面他写自己居住在温州温溪地方清军破城的时候，卫匡国还无耻至极的欣然剃发，“他问我愿意不愿意改换我的中国服装，剃掉我的头发，我欣然同意。于是他让我当场剃光头。我对他说光头不宜着中国装，他脱下自己的靴子让我穿上，把他的鞑靼帽子戴在我的头上”。
而与此同时温溪居民正在被满清兽兵疯狂屠杀，这个卫匡国在字里行间还恬不知耻，洋洋自得卖弄自己保命成功的策略。
至于卫匡国对建宁大屠杀的描绘更显卑劣冷漠了，他说“（清军）让挑夫把大炮抗在肩上，输运过山，将城池摧毁，进行屠城；我的友人函告我，死者计有三万人；鞑靼人对此仍不满足，再纵火焚烧，把全城化作灰烬；这样基督徒为礼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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