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下之意满清屠城是应该的，其心态卑鄙残忍，已经让人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当时就在福建、浙江等地流窜，可以说这些地方满清屠杀罪行是他亲眼目睹的，可是这个卑鄙之徒眼里，只要能传教，杀再多的中国人，都无所谓。
在这些传教士看来，野蛮的鞑靼人上台之后，只会对他们传播宗教更为有利。毕竟文明水平降得越低，越可以让他们得逞。而明朝知识分子追根究底的理性辩论，早就让他们穷于应付，焦头烂额了。
卫匡国对远在天边，毫无接触和了解的张献忠，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破口大骂张献忠是“天生怪物”“该死的家伙”“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批着人皮的魔鬼”。
放着他亲眼目睹的满清**不去谴责，却对一个遥远的只是传闻里听说的人如此狂骂，这种诡异的表现只能说是另有玄机。
从卫匡国身上，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卑劣心态。他们被清军所俘虏，他们为保命，丑态百出，极尽阿谀讨好之能事。他们为了讨得清廷主子的欢心，对其狂暴屠杀轻描淡写，甚至觉得理所应当。
在满清主子的授意之下，他们肆意编造篡改历史，以便为传教扫平道路。当然最根本的目的是，他们既然要在满清统治者的翼护下传教，就当然要千方百计淡化满清的兽行，而竭尽全力丑化满清的对立面，否则岂非让他们自己成为同流合污的恶魔了？
总之，满政权在四川被屠杀光一事上，可谓撒下了天罗地网，绞尽脑汁动用一切可能手段粉饰掩盖自己的罪行，把这当作国家工程来进行。
在百多年的**配合下，从里到外，从下到上，对所有可能的相关史料都进行系统篡改。为害怕自己的兽行暴露于世，甚至对被他们俘虏的传教士，都威胁利诱，唆使他们写篡改历史的著作。由于当时在华传教士颇多，所以完全可以利用这些传教士不择手段达成传教目的之心理，以及通过不同传教士之间互相监督控制来达成这种目的。
对各种关于张献忠屠川的史料辨析就到这里，下面说事实本身。
张献忠四川初期统治还是相当宽松的，连对明朝乡宦官绅的管制都很宽纵，以至于让他们有机会联络串通，攻取地方，这从前面引用的材料也可以看出。即攻破城池，也绝非如满清一般，动辄屠城。
而清廷奴才伪造的历史里面，则从一开始就胡编乱造，无限夸大，连篇谎言。
如谈迁国榷中引用《四川按察使佥事张一甲奏》[6]，保存了一份宝贵的原始资料。张一甲给当时的南明政府报告说六月二十一日张献忠攻破重庆，杀死官绅，另外兵民砍一手者万计。
但到了一些清人著作中，就变成了张献忠尽屠其城，幸存者全部砍手（如欧阳直的《蜀乱》），有的则说城内被张献忠屠杀数百万，砍手的有三十万人。
南明官员的奏本，自然最为可靠。由此也可见清人关于张献忠的记载，基本都是任意夸大，诞妄不经，无一可信者。。
张献忠也确实屠杀平民，但那是在顺治二年末到顺治三年之间。主要是四川百姓得知南明政府成立，各地群起擒杀张献忠委派官吏之后。
其屠杀范围，主要在成都和成都周边地区。其规模也远没有满清奴才渲染得那大。
成都杀掉的人，据《利类思传》所说为四万人“是以命所部将卒尽杀成都城内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贵贱，四万余人尽死。”（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238页）
这也是谎话未圆，前后自相矛盾之处。若是全城尽屠，则当时之成都绝不止四万人也，四万人的话比福建一个县的人口还少了。
另据《五马先生纪年》的一段记录，则当时有配偶之人以及年轻男女是有活命之机会的。
“又问曰：‘你有婆姨否?’余应之以无。余竟无可告，并无一毫望生之念矣。彼又恋恋不忍去，低头不语，若有所思。忽抬头一看，即大呼日;‘垣梁虎!’.虎至，其人身材魁梧，面貌雄伟，是兵中之压班者也。指余而言日:‘这位好朋友，我欲带他到营中，老爷不许夹带生入。是有婆姨双双的还肯留，单身的恐怕逃走，断不留矣。他又无婆姨。’虎回言，即叫兵丁三、四人去扯一个婆姨来。少顷，扯一人至，彼以年貌不相若，将三、四兵丁大骂大嚷:‘你看如此聪俊小汉，将此婆姨配他，老爷肯信么?倘若不信，连我们都不好了。再去!’果然又拉〔扯〕一人至，此二人俱言‘好，好。’只是捉此妇兵拚死不肯丢手，口言:‘我捉的人，你怎么抢夺我的?’二人遂将为我之言，细细与之说了一遍，不听。又说:‘我等与你俱有阴德。’越不听。又言:‘将一妇人与你掉换。’亦不听。于是，动垣梁虎之怒，大喝将此妇之绳抹了，将此兵锁住。推的推，扯的扯，驱之而去，竞不复来。此二人将此叮咛嘱咐，命此妇认余为夫，又与说其所以。问余是甚么年生?余应之日‘丙寅年生。’随问(向)此妇:‘你说是丁卯年。若差一字，即时就杀了。’遂将余锁一头锁伊，安值(置)停妥，余又以为生矣。二人俱去，许久不见一人来，余又以为之疑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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