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当然不是一个好东西，若说他是一个残暴自私的恶棍，我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
但满清豢养的御用文人和洋人奴才告诉我们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他们告诉我们张献忠是一个为杀人而杀人，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者，所以他把四川人屠杀光了。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张献忠是不是这样一个神经病呢？
首先我们要对记载张献忠屠四川的各种史料进行一个辨析。
孙次舟写的《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对清人写的张献忠屠川史籍有一个论述。
满清官修《明史》张献忠屠蜀的记载来自于康熙“御用特务”王鸿绪系统改编的《明史稿》（以万斯同的《明史稿》为基础）。
《明史稿》对张献忠屠蜀的记载有两个史料源头，一个是《绥寇纪略》，另一个是毛奇龄的《后鉴录》。
《绥寇纪略》的史料源头又是《鹿樵纪闻》，毛奇龄《后鉴录》的史料源头则是冯甦的《见闻随笔》。
《鹿樵纪闻》现在已经没有完整本流传于世，只残存三卷，据孙次舟所说“不但残缺不全，内容也有被后人改动的痕迹（参‘神州国光社’本所载毕沅跋文）”。
《绥寇纪略》则是在《鹿樵纪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系统篡改后的结果，孙次舟说《绥寇纪略》的作者是吴梅村，但据他自己引用的全祖望说法，显然不成立的。全祖望在《跋绥寇纪略中》说“陈令升曰:‘梅村绥寇纪略，不类其集，疑非梅村所为’。……及见林太常玺菴答先赠公帖子，谓此书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遗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为不肖门生邹漪窜改十五，遂无完本。”(《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
也即《绥寇纪略》是吴梅村的不肖门生邹漪对《鹿樵纪闻》篡改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内容后形成的结果。
而满清在把《绥寇纪略》内容收录进《明史稿》的时候，又做了更进一步的篡改，关键的地方颠倒了事件的时间次序。
比如《明史》张献忠传中说“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川中自遭献忠乱，列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啮人，死辄弃去，不尽食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久，遍体皆生毛。”
这段话中的“杂树成拱，狗食人肉……遍体皆生毛”是从《绥寇纪略》里抄来的，给人的感觉这就是张献忠被杀时四川的情形。
而《绥寇纪略》原文在叙述张献忠死，到“城中杂树皆成拱”之间，有长达两页，一千多字的内容。叙述的内容包括了袁韬、武大定、杨展、吕大器、刘文秀等军队活动的情况。
然后是“文秀遂据蜀。又累年而后平，蜀乱久，城中杂树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锯牙，若猛兽。……”[4]
很显然，编篡《绥寇纪略》的人本身为迎合满清统治者的需要，在叙述的过程中竭力把四川残破荒凉的恐怖景象说成是张献忠和张献忠死后十几年抗清军队活动的结果，这已经是奴才替主子极尽遮盖粉饰之能事了，对满清兽军只字未提，只含糊的说了一句“又累年而后平”。
那为什么到了修《明史》的时候，满清主奴对这样的描绘还不满意，要进一步篡改呢？
只能说是做贼心虚，担心承认四川这种全省残破的景象其实是在张献忠死后十几年，那无论给其他抗清军队泼再多的脏水，还是会露出马脚，别人依旧会联想到清军头上。所以觉得篡改还不够彻底，还不安全。只有进一步颠倒时间次序，索性全部推到张献忠头上，这样可以让清军彻底摆脱干系了。
到这里，《鹿樵纪闻》到《明史》这条线已经清楚了。
再看另一个源头冯甦的《见闻随笔》，冯甦曾经卖身给吴三桂为奴，后又成为清廷奴才，招抚广东。其写《见闻随笔》是受了主子之命，专门写出来（或者说伪造出来）供清廷修《明史》之用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说：
“时方开局修《明史》，总裁叶方蔼以甦久官云南，询以西南事实。因摭所记忆，述为此编，以送史馆。毛奇龄分纂《流寇传》，其大略悉取材于此”。
其书据清咸丰年间叶廷馆考证是抄袭《劫灰录》的基础上再加以伪造篡改而成的结果，如孙次舟所说“冯甦奉命撰写的《见闻随笔》，是抄袭与伪造的混合品。”
以上是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张献忠屠川之说的各史料源头分析。而大量其他野史性质的记录呢？
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满清官方的口径，或互相抄袭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或虽有当时人记录，却系统改编后的结果。
如《蜀碧》本身就是乾隆时期的清廷奴才，伪翰林院庶吉士，御用文人彭遵泗为迎合主子意图而写的，基本上是把前面清廷伪造的一批史料又来一次收集整理和加工。
还有一些野史的作者自称是明末清初亲历四川战乱的人，但一查考其书年代，都是清朝晚期甚至民国时期才冒出来的。
比如费密的《荒书》是清朝光绪年间出现的，欧阳直的《蜀乱》（蜀警录）是清朝道光年间出现的，沈荀蔚《蜀难叙略》则是民国时期出现，冯之珒的《冯氏历乱记》也是民国时期出现。
其出版前言大同小异，都是其子孙说先父先祖所作，秘藏不示人，然后最近才有机会刊刻云云。
如果这些书确实触犯满清**忌讳，不得不秘藏多年才晚出，倒可以理解。但实际上这些书内容大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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