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对明代火器基本情况的介绍可以看出，明代火器发展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炸弹类火器和火箭类火器上领先于西方；在火枪和小型火炮上在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战争的刺激，逐渐赶上西方，甚至从研发的活跃，改进革新的层出不穷，以及品种的丰富来看，有反超西方的势头；在重型火炮上，因为面临的战争对象不同，战争需求不同，确实落后同期的西方，但随着积极引进，这种落后情形也迅速扭转。
当然这种火器发展的特点，除了和战争环境刺激的不同以外，也和东西方科技发展的特点有关，中国试验科技一直比西方发达，所以从火药到最初的火枪、火箭、火炮都是中国人发明，而西方是引进了中国的技术后，才开始了自己火器发展的道路。但西方古希腊有一套理论化程度比较高的几何三角数学知识体系，这对火炮进一步发展，提高性能又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对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西方来说，一些重要的科技知识，基本都是从外引进的，造纸、印刷、火药这些基础科技是中国传去的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古希腊的几何原本，还有许多代数知识，化学知识，他们也都是从阿拉伯世界，还有拜占庭那里获得的。
就整个科技水平而言，他们和明代的中国相比，并不占据真正的优势。一旦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古典科技知识体系传入明代中国以后，整个科技发展的势头，仍旧是明代领先于西方。这在火器上也是如此。
因此，并不象许多人一直认为的那样，明代火器发展落后于西方，所以只能引进西方。真实的情况是，中西方当时各有所长，而明代中国由于开放的心态，对科学开明的态度，发展的势头在逐渐超越西方。
用大炮策略把明代火器的发展带上了歧路
本来明中期以后，中国火器的发展根据自己的需要，沿着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向前大步迈进，主要体现在炸弹类火器，火枪，轻型火炮类火器，火箭类火器的蓬勃发展。但在明末尤其是天启以后，由于引入红夷大炮的那种炫目的强大威力给君臣上下的深刻印象，导致政府和官员将领对火器研发的重心开始朝重型火炮的方向过度倾斜。尤其是在袁崇焕鼓吹“凭坚城，用大炮”之后，明政府更是把大部分资金和人力物力投入到了重型火炮的研发和制造中。
在政府财力充足的情况下，这本来是没有什么的，毕竟重型火炮的发展是迟早的事情，早一点动手也不是什么坏事。但要命的就是当时明政府的财力是极度紧张的，一旦在火炮上投入的力量过大，那对于其它火器的发展显然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所以在天启到崇祯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其它轻型火器发展基本陷入了停滞中。就如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已经阐述了燧发枪制造方法，如果能象嘉靖时期制造佛郎机一样，大批量制造燧发枪并装备部队，再不断改进，本是迅速提升明军战斗力的一个良机。
但问题是当时明政府在军器制造上已经把主要的资金都投入在造炮上了，还哪来其他钱呢？
红夷大炮这样的重型火炮，威力确实巨大，但在明金战争中，对明方的作用有限。用于野战，则笨重不堪，运输不便，而且杀伤集中在一个小区域，面对灵活机动的骑兵无法起到太大作用；用于守城，没有这个炮，实际上同样能守住，如果后金采取长期围困策略，那有红夷大炮也没用。
祖大寿守大凌河，守锦州，两次围城最后投降，只不过是把大批制作精良的红夷大炮白白送给了后金而已。中国火器史中说：
“被围困在大凌河近百天的重兵祖大寿部明军，因城内粮尽援绝，于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开城投降，祖大寿败走锦州（应该是被后金放回来的——引者注）。据当年闰十一月十九日明军兵部的报告中称，城中红夷炮、灭虏炮、将军炮等各型火炮3500门，以及各种军用枪、杂型火器、大量火药与弹丸，尽为后金军所有”[32]
3500门各型火炮，就是对现代战争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结果因为袁崇焕、孙承宗等人推行的困守孤城，“凭坚城，用大炮”的愚蠢自杀战略，白白就送给了后金！
这些炮对守城来说，没有太大意义。而落到了后金手里，就成了攻破坚城最有力的帮手。明朝等于是用大把的钱给后金方制造攻破自己城池最锋利的武器。
崇祯时期的松锦之战，锦州被围困，明朝不得不让洪承畴带着全部家当：十三万的军队去援助锦州，被后金围城打援，锦州的围没有解，这十多万的援军自己就被围困在了松山。
“在松锦之战的最后阶段进攻塔山时，清和硕郑亲王济尔哈郎、多罗贝勒多铎，下令清军在塔山城西列红夷炮。四月初八日，用红夷炮猛轰城垣，次日城墙被轰开20余丈，清军步骑兵一拥而入，全歼城内三营明军7000余人。四月二十一日黎明，清军又以红夷炮轰击杏山城，毁城墙25丈，明军开城降”[33]
明朝和北方的骑兵作战，最需要的武器不是笨重不堪，运输困难的红夷大炮，而是地雷、手榴弹、射速快杀伤面积大的各种类型的步兵用火枪、还有单级多发火箭，以及各种灵活机动的轻型火炮。
这些火器本来一直是明朝中国火器的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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