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遇我厚，几得公主，会吐谷浑入朝，遂不许，殆有议间我否！[⑥]
显然，这只是史官后来的附会之语，但对吐蕃进攻找到了借口，“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赀畜”，[⑦]663年素和贵逃奔吐蕃，将吐谷浑的虚实全部告诉吐蕃，吐谷浑先后经历唐、吐蕃两强的打击，早已不支，仓促间向唐求援，但李唐最终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坐观吐谷浑灭国。
吐谷浑灭国的最大影响就是吐蕃与唐直接接壤，在顺势击破党项、白兰等诸羌后，吐蕃首次在《资治通鉴》中出现其在西域的活动记载：
……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⑧]
通过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吐谷浑这个中间缓冲国对于唐帝国的重要性，由青海直指长安，在越过黄河后，没有任何地理上的障碍，可以长驱直入李唐的腹心，同时，也具有钳制河西路的作用，亦牵连着西域的安危，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于于阗陷龟兹拔换城，李唐王朝被迫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安西四镇，这样的连锁效应是李唐所始料不及的，故李唐在吐蕃兼并吐谷浑很长时间后，才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出师“护吐谷浑还国”[⑨]，但八月大非川一战唐军全军覆没，最终使吐谷浑诺曷钵依靠唐朝力量复国的希望归于破灭，河湟青海地区确定为吐蕃的版图，这一槽型地带，地势平坦，比其他唐蕃接壤之区更容易进出，于是吐蕃不断由此地区向李唐进犯，蕃祸自此几乎与唐相始终，与此同时，吐蕃再由青海北出西域，配合由印度上游区经勃律、护密，穿越帕米尔山区，再由渴盘陀北上进入南疆疏勒、于阗沿绿洲东向的路线，二路齐进经略西域，对于往后吐蕃能控制南疆及部分北疆，并将势力推展到中亚的阿姆河流域一带，关系至巨，李唐在失去对西域的优势以及多次试图主动进攻吐蕃失败后，被迫只能依靠地理的天险优势，重新对西域诸国进行控制并打击吐蕃势力，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钳形”包围，从而不自觉的发展到西域乃至中亚一带。
二、突厥的复兴为唐蕃军事关系转变所发生的连锁反应，吐蕃长时期试图联合突厥突破“钳形”扼制政策，将其势力发展到高原以外
在前面我已提到，经过太宗、高宗两朝，先后灭掉**并平服西突厥，唐王朝确立了自己在西域及中亚的势力范围，大漠南北统一于中原中央政府，唐朝在大漠南北设官置府，行使行政权力，同时，**政权的覆亡，改变了西域的政治格局和西域各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随着在西域各地的羁縻府州的设置，唐朝正式接替了西突厥汗国在西域扮演的角色，初步完成了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格局，形成了以伊、西、庭三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但羁縻府州本身就存在着不足，即控制力与离心力的不确定性，其作用是有限的，仅仅只是做到了照顾民族势力的原有利益，打破北边弧形包围线的压力，保持北方“矛盾的”稳定，“羁縻政策的要领并非在于强调华夷之间的存异，而差异的发展趋势必萌发离心力和分解力，这是导致名义上华夷一统国家的碎裂。其次，维系羁縻政策存在的保证是‘德政’而不是军事实力，装备很差，数量不多的唐军本身并不具备威慑西域、足据强敌的实力”，[⑩]因此，只能是一定程度上不完整的控制，其民族离心力仍然存在。
而恰恰此时，吐蕃在吞并吐谷浑后，亦开始寻求“钳形”政策的突破，在西域联合一些部落从事反唐活动，一方面，由羊同、勃律、护密，在护密东越帕米尔高原，经渴盘陀北上进入南疆疏勒地区，另一方面，则反映在吐谷浑的地理重要性，即由“丝绸辅道”——青海路及河西走廊进入南疆东面，对地理上的唐朝的“钳形”夹击进行反突破，同时，也联合一些突厥旧部进行反叛活动。
自650年唐朝平定阿史那车鼻叛乱，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后，“凡三十年北方无戎马警”[11]，基本上实现了对吐蕃的“钳形”包围，同时也断绝了吐蕃和突厥的联合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西域一直是多事之秋，唐朝一方面任用突厥贵族为官，笼络之，一方面利用突厥骑兵作为战争工具。繁重的兵役负担以及其它原因，激起突厥广大人民的反抗，吐蕃的活跃又使突厥上层人士渐生复国之念，两者走向联合之路，“（十一月），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12]这与蕃军与苏定方于乌海大战时间相差无几，显然是吐蕃精心策划统一反唐军事行动的战略组成部分，这也可能是突厥第一次利用唐蕃矛盾展开的复国活动，670年的事件迫使唐朝放弃安西四镇，唐蕃处于全面军事对抗时期，仪凤三年，李敬玄率18万军队败于青海，工部尚书刘审礼被俘，而突厥人大规模的反叛则发生在次年，从时间上来看，突厥人显然很清楚唐军的失败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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