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吐蕃、突厥、新罗的新北边弧形包围远远超出了唐初的草原民族政权的压力，唐针对吐蕃的“钳形”政策在这一时期遭到瓦解，唐朝被迫重新开始针对吐蕃以及突厥的政治、军事活动，试图瓦解其同盟，控制突厥各部，将吐蕃赶入“钳形”以内，断绝其进一步向外扩张的可能。陈寅恪在谈到唐朝内政与边患的关系时说过：“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在东北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13]可见，唐政府欲用“钳形”限制吐蕃的活动，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外族的微妙关系及连锁反应，时刻影响着唐朝战略格局的变化。
三、再论中间缓冲地带——突骑施的兴亡动荡了唐王朝的“钳形”政策
四镇对唐王朝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兵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14]放弃四镇会使“钳形”政策的作用付诸东流，即吐蕃与**联合，从而对唐朝整个边疆地区造成更大危害，武后长寿元年十月，王孝杰“打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15]结束了唐朝与吐蕃在塔里木盆地的拉锯战状态，恢复了“钳形”态势。
这时的西域形势仍是十分严峻的，复兴的后突厥汗国默咄开始卷入西域的政治角逐，吐蕃则依靠阿史那俀子的附蕃，以为号召，鼓动西突厥诸部反周，总体看，西域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但唐朝一直奉行册立西突厥阿史那氏的过时政策，事实上，阿史那氏汗裔对于西突厥各部的号召力已经大大下降，郭元振就曾说：“此等子孙非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人心不归，来者既不能招携，唯与四镇却生疮磐，则知册可汗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16]而这一时期，吐蕃内部赞普和大论的矛盾爆发，削弱了吐蕃在西域的势力，于是突骑施趁势兴起，首领乌质勒善于体恤部下，有威信，因而远近各部逐渐归附，部众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为小牙，其地东邻北突厥，西诸胡，东直西、庭州，尽并斛瑟罗地”[17]。
面对突骑施的兴起，唐王朝心情是十分复杂的，而阿史那氏王族无力返回西突厥故地迫使唐王朝不得不承认已定事实，授乌质勒为瑶池都督，表示对他移镇碎叶的认可，但唐中央对突骑施仍然存有戒心，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八中记载有这样一段“离奇”之事：
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诣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之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动。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嗢鹿州都督、怀德王。[18]
这可能就是唐王朝精心策划的一次政治阴谋，通过扶植更年轻、更没有经验、更容易控制的娑葛，可以轻易实现对突骑施的控制。但中宗仍然对娑葛不放心，毕竟有杀父之仇，因此利用阿史那忠节与娑葛不和，计划帮助忠节，消灭娑葛，以恢复十姓可汗阿史那氏在西突厥的统治地位，失败后，被迫承认既定事实，册封娑葛为十姓可汗，并派使节到突骑施部落处理内政。突骑施归顺唐朝，职贡不断，又代唐朝庇护昭武九国和吐火罗地区的安全，唐朝在天山以北地区基本保持了羁縻统治，一方面，使吐蕃势力一度不能突破“钳形”限制，使其与后突厥联合的计划破产，另一方面，对新兴的大食东侵也起到了很好的限制及防御作用。
但唐朝扶植西突厥十姓可汗子孙的过时政策显然是不可动摇的，默咄继后突厥汗国之位后，大举东侵，707年，唐朝任命郭元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领导唐朝的碎叶镇兵和突骑施的军队联合抗击**的西侵，正是因为突骑施的有力牵制，才使得次年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能够趁突厥后方兵力空虚，夺取漠北，在黄河北岸一线修筑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但以突骑施为主力的安西四镇遭受了巨大损失，对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场“一开始就希望失败的战争”，利用突骑施对抗默咄使得娑葛与遮弩一起被杀，突骑施的势力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又击退了默咄，重新将西域的实际控制权归于己手，但西突厥十姓地区大乱，突骑施别部苏禄迅速崛起并控制了西突厥十姓地区，是唐中央始料未及的。喜欢黑盘古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