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4月8日，日本东京，明治天皇御前会议，外务卿井上馨正在慷慨陈词：＂此番朝美签约，支那侧身其间，左右逢源，完全视我帝国如无物。长此以往，日朝关系如何发展？帝国必须采取坚决手段扭转颓势，绝不可听之任之。＂
此时日本对中国的藐视和仇视情绪日益增加，已经不再以＂中国＂相称，而改称＂支那＂了。
参议黑田清隆更是宣称：＂帝国应立刻向支那抗议，声明朝鲜为独立之国，要求立即停止干涉朝鲜内政。＂
内务卿伊藤博文却不同意：＂中国刚刚打胜了法国，虽然法国乃是远隔重洋而来，但中国实力委实不容小觑，帝国实力不足，军备还不够充实，此刻与中国闹翻，实非明智之举。＂
他是唯一不称中国为支那的大臣，倒不是出于尊重，而是他认为没必要用蔑称来侮辱敌人。
参议兼文部卿西乡从道却不能赞同：＂伊藤卿所言不准确。法国海军封锁了整个支那海疆，只不过陆军冒进才遭受挫折。法国因为要应付德国，不愿意拖延下去，才匆匆了结。交趾支那可还在法国手中，我们不必长他人志气。＂
右大臣岩仓具视也是稳健派：＂公使的电报说的分明，支那的舰队停泊仁川，军容鼎盛，实为帝国之大患啊。万一发生事端，帝国海军可有必胜把握？＂
话音未落，参议兼海军卿川村纯义就接上来了：＂支那舰队共有主力舰船七艘，全是英法二手军舰，没有一艘是新建造的，技术落后，航速也慢，不必忧虑过度。而且帝国还有几艘新舰正在建造，只要完成交付，便可完胜支那。＂
司法卿山田显义也说道：＂支那之司法改革颇为诡异，尤其是户籍管理制度，严禁人员自由流通，似乎是针对我帝国而来，这对我国间谍乔装深入其腹地极为不利，想必情报来源更加艰难了。＂
大藏卿大隈重信却自信满满：＂不必多虑，帝国的间谍，已经成功监控对方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以后支那若有新动向，帝国可随时掌握，这亦是有利于我。＂
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则是忧心忡忡：＂支那正在修建从北京至奉天，以及奉天至安东的铁路，一旦完成，只怕朝鲜已非我所有了。＂
陆军卿山县有朋这时才缓缓说话，此时在明治政府中，他主要负责军制的改革和训练，在以＂皇军＂为立国之本的日本，份量显得越来越重了，俨然胜过了名义上的大臣之首三条实美：＂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目前我陆海军初具规模，但还不敢言必胜。朝鲜于我帝国至关重要，乃帝国生死存亡之利益所在。如今世界大势，弱肉强食，支那显然已经开始着意经营朝鲜，若帝国不再奋发振作，不出数年，朝鲜必为支那之一行省而已。到那时，则我帝国将复与谁维持其独立，与谁共语其富强？＂
山县有朋的危言让会场一片静寂，片刻后一直沉默的明治天皇睦仁发声了：＂朕登基之初，便发下誓言，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如今朝鲜形势愈演愈烈，只怕终究要有一战，国防之事愈加急迫，苟患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为保证必胜支那，即便节衣缩食，每日一餐，也必须全力扩充海陆军，虽国家力不能胜，既属必要之大计，亦只有断然行之。从今后，朕节省内廷之费，每年从内库拨下三十万日元，以晓谕帝国臣民朕之决心。＂
一时群情激奋，山呼万岁。
随后，日本政府便订出一系列计划，大力扩军，增加海陆编制。
正式通过新的预算＜扩充军备案＞，将当年财政收入的40，作为军费。
陆军要尽速开始从镇台制到师团制的改革，大力扩军。目标是做到＂一旦有事，数万大军可迅即出动，并有后备之兵源源而至。＂为此，日本制定法律，退役老兵仍要定期接受军事训练，作为战争的预备队。
海军方面在原先的军舰订单上，再次增加新舰计划，务必要求在三四年内，海军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要稳胜中国。
外务卿井上馨提出，鉴于支那正在修建从奉天至安东的铁路，必须立刻促使朝鲜同意修建，从汉城到釜山的京釜铁路，这样一旦有战事，帝国军队从广岛出发，朝发夕至，沿京釜铁路北上便可掌控大局。
伊藤博文也提出，可以邀请中国舰队来长崎访问，一边探其虚实，一边提倡友好，以麻痹中国的斗志。
这两个提议得到迅速的执行，日本政府同时使出两手，一边命令花房义质，指使开化党怂恿闵氏同意修建京釜铁路。一边发报驻中国临时代理公使田边太一，正式发文邀请中国海军舰队访日。
4月11日，北京，丁云桐正拿着一封电报沉默不语。
原来就在这年初，丁云桐下令彻底停止科举。这几年时间，丁云桐提拔了大量新式学堂的优等生为国家公务员，使社会底层年轻人的当官渠道，逐渐从科举应试转移到新式学堂。这样彻底废除科举的时机也就慢慢成熟了。终于在两个月前，丁云桐正式下旨，停办科举制度。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三年即公元607年开始实行，到此时公元1882年为止，经历了约一千三百年历史，这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与改革，形式、内容、范围、待遇，与设立之初都已经大相径庭。科举无用，这一点早就有了共识，但科举制给那些下层青年，提供了一丝做官的机会，是独裁者用来舒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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