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1372年的北伐虽然人数不是众多，仅15万（北元这次吸取了1370年前“元朝”真正灭亡的教训，不再一盘散沙，而是暂时的“同仇敌忾”，总计发动了不下20万骑兵投入护“国”战斗。其中各主力部队联军15万对阵徐达和李文忠的10万明军，在甘肃一带仅有不到3万抗衡冯胜。凯撒以为，困兽犹斗，况担心被再度灭国的北元乎？徐达带领4万精锐骑兵对敌阔阔帖木儿和贺宗哲的十来万蒙古军队，没有全军覆没横死沙场也算是万幸，虽败犹荣；李文忠对敌两倍于己，堪称难得；冯胜虽胜，终有捡漏和“胜之不武”之嫌疑，且拥兵迟缓进军，没有做好牵制和引诱北元主力，缓解徐达、李文忠作战压力的派场）。但这是明朝精锐中的精锐，携带骑兵专用战马约35万匹，几乎是集结了全国的良马。仅在岭北之战中，大约损失了大致10万匹；其他战场上总计伤亡怎么也得十几万匹。也就是说，仅有不到十万战马保留下来。
这对于明朝来讲，是个重大的打击。骑兵精锐损失过半，优良战马仅余不到十万。直接导致了下次真正意义上的北伐，只能徐徐做战事筹划及养马备用，15年后才基本恢复了全盛。1387年才有了蓝玉付诸实施了第六次征讨蒙古腹地，其先虽然也发生了三次“北伐”，都仅限于北元和明朝边境地域，明朝的战马虽然也有损失，但获得了巨大补充，相反有力支持了1388年捕鱼儿海战役。
吴承恩和李春芳明显是在点明了，朱元璋的第二次北伐过于草率，手下将领有些冒进争功。忽略了北元各部落保卫家园的空前斗志，罕见的紧密团结一心。所以此次北伐的失利，是明太祖和徐达等人都要共同承担才是。
凯撒以为，此时的明军精锐战斗力之强悍，绝对可比汉武帝、唐太宗时期，甚至略胜一筹，火枪营起了重大作用。虚拟一下（1368-1388年）明军正常对阵蒙军，一对一则明军大胜；一对二明军惨胜，一对三必败。但是到了朱祁镇的正统年间，恐怕已经反过来了。
那么老吴暗地里写朱棣的一番话武功作为，就验证了乌巢禅师的一部分话，就是“野猪挑担子”。明太宗对于宗室内部是狠，但对于大明朝无愧于心啊，他至少挑起了继朱元璋之后抵御外寇入侵的担子。
在1418年后，瓦剌部的脱欢势力逐渐强盛，先是袭杀鞑靼阿鲁台部，后杀死自己的俩叔叔贤义、安乐二王，势力大为扩充。脱欢立脱脱不花为可汗，自封丞相太师，发号施令。1439年此时的蒙古部落逐渐又迈向统一，对大明的威胁急剧增加。但是明英宗没有当一回事儿，这其实可以理解。13岁的朱祁镇就能有这么个战略眼光么？他在23岁的时候都还不具备，31岁复辟之后仍然不加以足够重视。1449年土木之变将明朝推向风口浪尖，于谦和朱祁钰力挽狂澜保家卫国。蒙古看到大明已经不好对付，便自己逐渐陷入内乱之中，这才让朱祁镇的天顺年间没有产生大的入侵。明英宗对于军事一窍不通，是河套地区后来彻底失去控制的罪魁祸首。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归罪于朱祁镇，辅臣们也要承担相应的部分责任。
1439年至1449年，朱祁镇对于蒙古采取的措施，几乎仅限于命令将士们要“防御、加强防御、认真防御”而已。皇帝、辅臣就是这个态度，下面的群僚更加放松。边关主帅基本上都是功勋后裔，任人唯亲，对于石亨这样的优秀将领拼命打压。
或许这就是书中孙猴儿，为何被风沙迷了眼睛，成了“睁眼瞎”；三昧神风者，蒙古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也。
那个护法伽蓝化作农舍老翁者，乃三杨之一“东杨”杨荣也。杨荣，本来叫杨子荣。1371年出生，在建文二年即1400年进士出身，授予翰林院编修。1402年，杨荣头脑灵活，便主动站队投靠了朱棣。因提醒明成祖须先拜谒太祖陵，受到看重。此后入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首辅。朱棣亲自为其命名为荣，是初七位辅臣中最年轻的一位。1424年随朱棣北伐，明太宗在回师途中驾崩榆木川，杨荣设计秘不发丧，朱高炽得以顺利即位。1425年继续辅佐朱瞻基，1435年起仍旧匡扶朱祁镇。
杨荣的功绩却是极大，但也在宣德年间采取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北方部分要地。在正统年间，继续以防御为主。晚年对于瓦剌兴起缺乏足够的认知和警惕，1440年病逝。杨荣做事雷厉风行果断，也经常接受边关将领的礼物，为后人有所诟病。然杨荣去世后，杨士奇和杨溥对付王振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三花九子膏”者，估计是杨荣给朱祁镇的御北方略，由于不算是什么太大的事情，而且明英宗和王振根本就拿着当一回事儿，故具体不再考证。
接下来唐僧师徒来到流沙河了，八戒问猴儿，你怎么知道流沙河八百里远近之数的？行者道，“不瞒贤弟说，老孙这双眼，白日里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看似回答，玄机却深，这也仍然是六耳猕猴的特征啊。不多说了，这孙悟空就是灵明石猴还有六耳猕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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