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些不受委屈，马上冲出去的人物，你可以说他们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他们，罪过无大小，义理无大小，你对不起他，你欺负了他，你就是错了。一错永错，便无甚可说的。你若说：忍耐点吧，则在他们这种无曲的汉子，不能有忍耐。隐忍曲折以期达到某种目的，不是他们的心思。他们没有瞻前顾后，没有手段目的，而一切皆是当下即目的。然而人文社会就是有曲屈的。像他们这种无曲的人物，自然不能生在社会圈内。“水浒”者即社会圈外，山巅水涯之意也。普通说逼上梁山，好像是某种人一定把他们逼出去。实则还是从“对他”的关系上而看的。因此便有反抗暴虐，压迫被压迫阶级之说。须知此就是酸腐气，学究气，武松、李逵不见得领你的情。你这种替他们仗义，是可以令他们耻笑的。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被压迫者，他们并没有那种龌龊的自卑感。他们明朗而俊伟，所以是个汉子。现在的人必得以自己的卑鄙不堪之心把武松杀嫂的故事写成潘金莲恋爱的故事，直是污辱圣人。他这种“当下即是”的汉子，本性上就不是社会圈内的人物。社会圈内总是有缺陷。政治经济教育俱平等了，而人与人间未见得即无争吵打架之事。所以这是人性问题，并不是社会政治或经济问题。这些人并不能从事政治，亦不事生产，亦不能处家庭生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东西南北走天涯。而又理无大小，罪无大小，一有不义，即时打去，而且一打常泛滥而不可收拾。试想此等人如何能处社会？在社会的立场上说，必是闹乱子；而在他们的立场上说，却是硬汉子。吾尝思其故，此中确有一面真理。此面真理即构成所谓《水浒》世界。盖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只有上帝是如此，而上帝是真理的标准，本是在人以外的。现在《水浒》人物，是人而要类似上帝，自然非在社会圈外不可。自社会人文上说，要做到当下即是，是不容易的。《水浒》人物的当下即是，不是人文社会上的，乃是双拳两脚的野人的，不曾套在人文化成的系统中之汉子的。孔圣人不能用拳打足踢来维持仁义。他有《春秋》之笔，有忠恕之道：从委曲中求一个“至是”。如是乃有文化。孔圣人是人与神的合一者。既是合一，则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必在极高度的道德含忍中呈现。王学所谓“全体是知能呈现”，程朱所谓“天理流行”，岂不是纯直无曲，当下即是？朱子临终时说：“天地生万化，圣人应万事，直而已矣。”这个直却不容易。这个直是随孔圣人之圣人之路下来的。如是，吾人有一个上帝，有一个孔圣人，二者之外，还有一个《水浒》世界。这《水浒》人物，既不能是上帝，因为他是人；又不能是孔圣，因为他不能处社会。所以只好在山巅水涯了。金圣叹即于此而言作《水浒》者有无量之隐痛。若处于上帝与孔圣一面而观之，他们自是可痛的。实则亦不必。他们自身并不是可痛可悲的。我看作《水浒》者并不是根据什么大悲心而写《水浒》。如此解之，亦未免头巾气。读施耐庵自序，即可知其心境（人或以为此篇自序即是金圣叹作的。但无论谁作，我以为此篇文字可以表示《水浒》境界）。
他们这种即时打去之行径，都是顶天立地之人物。首出庶物，无有足以掩盖之者。所以是自足而穷尽的。因为自足而穷尽，所以只有一个当下。此种自足而穷尽所呈现的当下，是极洒脱妩媚的。他们也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但是说他们为的什么一定的东西，或表示什么一定特殊化了的背景，我以为皆不免学究气。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人或在此窥出他背后的寂寞，我以为他的寂寞只是无酒无肉，受了一套佛教文化的拘束。恐怕未必是普通人所意想的寂寞。我们常说耐住寂寞。耐住寂寞，就是固定个寂寞与不寂寞相对待。一定要从《水浒》行径窥测它背后的什么背景，不如直翻上来直从他们的无曲行径体会《水浒》境界。说《水浒》是寂寞的表示，不如直说原始生命必须蠢动。他有那股充沛的气力，你如何叫他不蠢动？而蠢动不是境界，亦不是什么思想或意识。其蠢动之方式，成为纯直无曲，当下即是，方是表得一个“如是如是”之境界。李逵见各人下山搬爹取娘，便大哭起来。宋江问他烦恼甚的，他说他也要搬老娘上山快活。宋江让他去搬。结果搬不来，在深山中被老虎吃了。我曾向一个朋友说：我有一个禅机，请你细参。李逵决搬不上他的娘来，写《水浒》的人压根就不想叫他搬上来：理上不能如此。请问什么缘故。友人瞪目不解。人多于此不留心。实则是一个大机窍。李逵不去搬，不是李逵；去搬而搬得上来，也不是李逵。照来布尼兹的哲学说，一个本体概念一经形成，则所有可能的谓词皆已含在里面了。去搬而搬不上来，是李逵一个体中必然的谓词。回来把他的经过告诉宋江等人，皆大笑。若说不替他惋惜，而却发笑，实在太不仁了。我于此也颇不解。实则并非不仁，而李逵自身即是可笑的。他的可笑掩盖了对于他娘的仁。若于此而不笑，便是虚伪。虚伪而可为仁乎？此就是超越了一切既成的固定的系统，而成就了一个当下即是的妩媚境界。此只能如如地观之。惟如如，而后觉其一切皆必然。林冲差人去东京取眷，回来知道已死了，无不为之悼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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