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荆州、枝江、宜都的白莲教首领聂杰人、张正谟等，在“官逼民反”的口号下，首先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宜昌长乐、长阳白莲教众起义响应。二月当阳教首杨起元率领教众杀死县官，占领了县城。三月初，襄阳、樊城教众在姚之富、王聪儿、王廷诏、张汉潮、高均德领导下举义响应，连续攻陷竹山、保康、来凤等地。起义迅速由湖北向四川、河南、陕西等省蔓延。数月之间，湖北西北部五府襄阳、郧阳、宜昌、施南、荆州一州荆门及四川的酉阳、河南的邓州、新野，到处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起义军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地主阶级，提出“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15）的战斗目标。有的起义军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自立年号，任命官吏。在迅速发展的各支起义军中，湖北襄阳义军发展最为迅速，势力最大，这支起义军很快拥有数万之众，遂成为起义军的主力。迅猛发展的白莲教起义，使清廷惊恐万状。太上皇乾隆立即调兵遣将，全力展开了对起义军的围歼镇压。清军首先将围剿目标集中于湖北襄阳，企图通过击破势力最大的襄阳起义军，达到“群盗自瓦解”的目的。起义军面对清廷大军围剿，毫不退缩，扩大活动范围，在广大区域内实行流动作战，使清军疲于奔命，劳顿不堪。在清军集中兵力围剿湖北起义军时，同年九月，四川达州徐天德，太平、东乡王三槐、冷天禄等“激于胥役”，相继率众起义，起义者中有乾隆在大小金川用兵失利时溃入老林的散兵游勇，时称“嘓噜党”者。其余大部分则是失业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破产农民，以及由湖北转移来的零散起义军。他们具有坚决的反抗意志，和“一旦揭竿如数习”（16）的丰富战斗经验。而川东数州县，皆连大小巴山，袤延千余里，起义军出没其中，清军无可奈何。四川起义军利用有利地形，大败清军。起义军乘胜向陕西境内发展，数支起义军分别向兴安府的安康、平利、紫阳等县发动进攻。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湖北襄阳起义军分兵三路挺进河南。起义军避开敌人的主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17）。起义军所到之处，穷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行列。十多万白莲教起义队伍，或分或合，活跃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数省广大地区。从嘉庆元年开始，乾隆先后调遣陕西、广西、山东、直隶、山西、云南、吉林、黑龙江等省兵力以及京师健锐、火器营兵力，甚至“赦蒙古窃马谪犯之在湖广、河南者从军以助骑队”（18），都无法将起义烈火扑灭。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带着对农民起义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死去，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遗愿和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朝一同交给了嘉庆。
亲掌政权后的嘉庆，面对乾隆留下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毫不迟疑地将镇压白莲教起义摆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对农民起义实行残酷地镇压，是嘉庆坚定不移的方针。嘉庆四年正月初四，嘉庆在亲政后的第二天，就在上谕中历数四川、湖北、陕西督抚及带兵大臣和各路将领“奏报粉饰，掩败为功”，“冒功升赏，营私肥橐”的种种劣行。嘉庆在上谕中说：因为在军营中可以捞到好处，即便是那些在京城供职的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那些从军营返回京城的人，即使是平时家境很困顿的人，顿时家境也变得充实起来。这些人到军营大捞一把之后，往往以祭祖扫墓为名，托词请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正因为军营中有这样大的好处可捞，故而各路带兵大员，有意迁延，藉此肥己私囊。嘉庆诘问：你们的钱从哪里来?无非是婪索地方官所得。地方官又索之何处?又必取之百姓。老百姓的脂膏有多少?怎能供地方官不断索求?嘉庆断言：“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激成！”嘉庆对各地官员、各路将领矫饰欺隐的做法尤其愤愤不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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