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说。”
“我听姬公言道，庆大人在条陈中，历举组建丽卒衙军的好处。确实，这些好处的确是有。但是，我也听说，洪公对此是坚决反对的。洪公的忧虑也非常正确。大批地组建丽军，虽可暂得一时之利，然高丽新得之地，人心未附。又况且高丽旧主王祺还在。时日一久，丽人在军中的势力若成，假设，王祺一道密书出来，这些高丽军将会否依从？实难预料。
“王氏立国高丽有数百年之久，深得有高丽民心。主公为何至今尚不肯把他杀了？只是软禁。其所虑者，便在此也。深怕因杀一王祺，而致使高丽生变。软禁一王祺，一则可示丽民以我海东之宽仁，二来亦如握重器，只要王祺还在，就好比高丽旧臣的领，可做号召之用。但是，王祺虽可软禁，前高丽的公侯显宦、王族重臣，又岂能尽数软禁之？
“多数的旧丽重臣，虽也因王祺已降了我海东的缘故，也就此投降。又但是，在他们其中，难道就是人人皆为诚意投降的么？又岂会没有几个不甘不愿的？彼辈之属，在我强兵威压之下，或怨不敢言。
“然而，若我组建丽人为衙，一旦丽军得势，又即便没有王祺的密书出来，这些存有怨望的人中，又会不会出现有因此而产生些异样心思的？亦实难预料！设若，其中果然有一二奸逆之巨贼，骤出以令，伪为王祺旨意，号召丽民，兴反作乱，则丽军中的士卒将校又会怎样？是否肯从？
“从哲虽也没什么才学，但今日我安丰的主公，为何自称前宋的后裔？而前宋我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事情，就不怕重演么？是若组建丽人以衙，便好比我海东自受人以柄，把国家的利器交给了奸贼。尽管可以暂时得利，长久下去，必定反受其乱。是不利以后。”
“这些道理，主公不是不知道。其实即便如我，也是很清楚的。但庆大人在条呈中说，就眼下的形势来看，不用丽人，只用辽东、益都两地的汉人征战的话，则随着战事的展，必然会出现汉人日少，而丽人日多的局面。亦有弊端。我认为，他这几句话其实说的也是不错。朝鲜、南韩两省，有丽人千万；而我辽东、益都两省，汉人满打满算，也才只不过百数十万。妇孺以外，壮年者，至多几十万而已。征战者，皆汉人；伤亡者，皆汉人。时日若久，也确实会不利海东的稳定。
“就算丽人不闹事，咱们汉人怕也吃不消。中涵既对大举征召丽人从军事不以为然，那么，对庆大人的此忧，你又有没有良策，可为解决呢？”
方从哲默然。这个问题，刚才他在姬府上时，姬宗周也一样问过他。说实话，对此，他也没甚么太好的办法。这本就是个矛盾。要想解决矛盾，就得去寻找根结。根结在何处？根结在邓舍占据了高丽。若邓舍没有占据高丽，只占有了辽东、益都，自然便大可不必为境内的民族构成问题而感到忧心。可是，难道就能因为这个棘手的麻烦，便干脆将高丽舍弃么？也显然是绝不可能的。故此，要说解决的办法，实在不好寻思出来。
他说道：“要想解决此一矛盾，不外乎四个字：‘开源节流’。开源者，扩大兵源，也就是采取种种的措施，从而招徕中原的汉人来我海东，借以提高汉人在海东的比重，增加我海东汉人的数量。”
“益都东临海，北、西、南三面，皆处在元军的包围之下。此如笼中之鸟。里边的人难以出去，外边的人难以进来。就算是主公采取了种种招徕移民的措施，中原、江淮的汉人又如何才能进来？怕也是难之有难。”
“所以‘节流’。”
“如何节流？”
“我辽东、益都两省的汉人，也正如罗公适才言道，壮年者虽少，却也不下有数十万众之多。所以我兵源之征召仍感不足的原因，是因为我汉人中的壮年男子，大部分都是在家务农。若全部把他们征召入伍，则他们的家中就没有了壮丁，其所有的农田难免因此荒废。是以，不可行。
“而主公才颁行的军衔制，有些部分乃是仿照的秦之军功封爵制。得‘士’级，即可分给田地、宅院。主公又有议，打算想要把高丽贱民迁徙来益都。何不针对眼下的麻烦，将此两者做个结合？”
罗国器顿时明白了方从哲的意思，他大吃一惊，说道：“你的意思是说？”
“蒙元有‘驱口’，凡在战中俘获的百姓，尽皆收为私有，驱使如奴。蒙古灭金，所得‘驱口’，几近金人的半数。蒙古取我南宋之地，掠民为驱口，凡其所获的俘虏、乃至降民、良民悉数皆以充为奴隶，动辄万计。其所得之数，也极其众多。蒙元之初，宋子贞说：‘将校驱口几近天下之半。’殆非虚语也。权臣阿合马，家口七千。山东世侯张氏，僮仆数千。乃至脱脱、董文柄、马哈失力，竟能率家奴、僮仆以冲锋陷阵。
“这个政策，的确是个弊政。但放在现下，做为权宜之策，似乎也不妨可以仿效之。若用‘驱口’与那高丽的贱人相较，其本质虽有不同。一个是或本为良家，因战乱被俘，而被迫为奴，一个则是本即为下贱民后，世代为奴。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此皆贱籍是也。
“其日夜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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