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研究——兼对《“补课论”批判》所做的答复——上（转载）
作者：哲思
大约在去年年底或者今年年初以前，我还是信仰着“一国胜利论”的，但是，现在我离开了这个理论。放弃了自己坚信了十几年的理论，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间并不象弹烟灰那么容易。现在看来，即使在我坚信“一国胜利论”的那段时间，也并不是没有丝毫保留的。这个保留点就是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方面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考察，后来成为我离开“一国胜利论”的起点。
分工是产生商品经济的最根本的原因，用黑格尔的语词来说，分工的存在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内在的“根据”。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
“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7页}。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6页}。
“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私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3页}。
东方的社会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虽然我们把他冠名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名称可以随便取，产生商品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由这种结构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是改变不了的。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本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做就是暂时抛开其他的外在的作用于社会本性的因素，直接去考察这种社会的本性即经济结构本身。这个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
我们也将按照费尔巴哈说的那样：
“科学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的。但是，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性当作对象来对待的生物，才能够把别的事物或实体各按其本质特性作为对象”。{《基督教的本质》第29页（商务印书馆）}。
我们知道，东方社会在他开始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总的说来，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个人劳动力为主要生产力的小生产，小农业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基础，旧式的社会分工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人们进行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正如保尔.拉发格所阐述的那样，小生产使社会生产必然带有个人主义性质{参见保尔.拉发格《财产及其起源》}。而社会分工（没有特别说明，我们总是指的是旧式分工），我们可以看看恩格斯的阐述：
“现在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特别是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zhan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与此同时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和从前一样，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察看一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作“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的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6页}。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他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21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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