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成为新的稳定力量
欧盟正逐步走出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默克尔优势连任，有利于欧盟和欧洲央行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利于欧元区朝“欧元巩固”的方向发展。目前除欧洲火车头德国经济回升态势明显外，作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也在逐渐好转，英国经济表现积极，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出现向好迹象，2013年三季度欧盟有望实现正增长。2014年将延续这一态势，并推动全球市场信心改善，但考虑到失业率高企、私人部门负债率偏高和结构调整缓慢，欧盟经济增速超过1的可能性仍较小。
日本经济刺激效应缩减，增速将有所回落
受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性财政政策的支撑，以及汇率大幅贬值效应，2013年日本经济逐步走出通缩，预计全年gdp增长2.6左右。但三大支柱中的结构性改革难以短期见效，加上2014年4月消费税率由5提高到8，对消费增长形成抑制，“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缩减。即便日本政府采取相应的财政刺激，以抵消其影响，但能源、资源进口成本上升、物价和长期利率上涨、政府债务压力增加、奥运经济的短期拉动作用尚小，2014年日本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到1.5左右，中日贸易难有明显改观。
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
美欧经济复苏，将拉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制成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通过出口渠道促进我国经济企稳，从而带动大宗商品市场复苏，有利于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潜在增长率相对下降的态势短期不会逆转，2014年发达经济体逐步回升、发展中国家相对减速的增长格局将维持不变。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影响、资本流动的冲击，以及通胀压力等，仍是新兴市场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因素。
内需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总体就业压力不突出，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
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中，制造业占34，房地产占25，基础设施占21，其他服务业占14，农业和采矿业合计占6左右。从目前的态势看，2014年投资变动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二者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房地产区域格局日益分化，三四线城市供给已相对过剩；土地购置面积已经连续22个月负增长，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较低；部分城市库存较高，资金趋紧；保障房投资规模明显减缓，预计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有可能下降至16左右。因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税收收入下滑、土地收入增幅下降，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不足；随着简政放权、放宽准入，民间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但短期替代作用有限。预计2014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将有所放缓。
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及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总体趋稳，但结构上将继续分化。钢铁、化工、建材等重化工业峰值临近，投资增速将持续下降；医药、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等成长性产业，投资将实现高增长。服务业中，文化体育、商务服务、节能环保、批发零售等产业投资有望继续高增长。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成长性行业支撑作用尚不足。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下降。
消费增长保持基本稳定
2013年以来，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企业效益不佳、结构性就业困难等是消费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同时，随着“三公”消费泡沫被挤出，高端餐饮娱乐场积极面向市场转型，大众网络消费蓬勃兴起，对消费增长趋稳提供了支撑。2014年商品房销售前景不容乐观，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受抑制。电子商务、信息网络、小额贷款服务等持续完善，信息、文化、教育、健康、旅游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消费结构逐步改善。预计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上升。
关于短期就业（下限）与物价水平（上限）
2014年gdp增长7可保障就业问题不恶化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15～60岁的劳动人口，在2012年已达到峰值。按照20～60岁的劳动人口计算，2014年全国净增劳动力也仅为183.5万，2017年后将负增长。因此，当前我国城市新增就业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城市新增人口，而主要来自农村转移人口。
过去五年，我国平均转移农村人口1680万。根据我们最近的测算，到2022年中国农村还有1.06亿人口（包括劳动力和其抚养人口）需要转移，平均每年转移人口约1100万，其中劳动力约为780万。按此测算，未来五年我国年均新增城市就业岗位860万，就可以满足农村人口转移和净新增劳动力的需求。
随着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变化，gddp增长1个百分点需要的名义增加值约1500亿元，到2013年，增加到6000亿元，是前者的四倍。同时，产业结构也朝着有利于增加就业的方向转变。第二产业每亿元增加值吸纳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近十年来每个gdp增长百分点拉动新增就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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