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干预与城镇化速度和质量关系的实证检验
基于以上分析框架，本节提出如下两个假说，并在下文中给予验证：
假说1：地方政府的不当金融干预不利于城镇人口的增长；
假说2：地方政府的不当金融干预不利于城市聚集效应的发挥。
对金融干预的度量
要验证地方政府的金融干预对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影响，首先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指标来度量各个城市金融干预的程度。如上文所分析，在金融系统商业化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必须动用财政资源以撬动金融杠杆，具体的方式包括向融资平台注资、对战略性产业补贴、基础设施先期投入等。对于不同城市而言，由于地方政府对金融干预的意愿、能力不同，金融干预的程度各异。在数据可得性的约束下，我们设计了如式（4）所示的金融干预指标（fii）：
fiit=lit/git（4）
其中，lit是指t时期i城市市辖区的贷款余额，git是指t时期i城市市辖区扣减了科研和教育支出后的一般预算内财政支出。如果一个城市政府对金融干预的程度越高，财政撬动金融的杠杆效应就越强，在一定的财政资源投入下，聚集于该城市的金融资源越多，金融干预指标（fii）也就越高。贷存比反映一个城市的金融动员能力：金融动员能力强的城市，不仅可以利用本地吸收的存款资金配置信贷资源，还可以动用外地的存款资源，贷存比大于1；相反，金融动员能力弱的城市，存款会被抽取到其他地区，贷存比较小。我们发现，金融干预程度越高的城市贷存比相对较高。
式（4）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政府对金融干预的绝对水平，我们还用式（5）度量金融干预的相对水平：
cfiit=（lit/lt）/（git/gt）（5）
其中，cfiit代表t时期i城市金融干预的相对水平，lt是指t时期所有城市的贷款总额，gt是指t时期所有城市市辖区非科教预算内财政支出。
城镇化速度模型
我们用各个城市2000～2010年间的城镇常住人口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反映城镇化速度。本章构造的城镇化速度计量模型如式（6）所示：
△+a△fii+ax+ei（6）
其中，△pi为i城市在2000～2010年间的城镇常住人口增长数的对数值；fii是样本统计期间金融干预程度的变化值，a是金融干预指标对城镇人口增长影响的待估计系数，按照上文的理论推断，金融干预程度提高，将会抑制城镇人口增长；x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期初城镇化率、科教财政支出比重变化、非国企就业比重变化、非内资企业工业产值比重变化、人均gdp增长、城市平均工资增长以及中部和西部的地区虚拟变量），a是这些变量的系数；c和ei分别是截距项和随机扰动项。
城镇化质量模型
我们用各个城市2011年的市辖区经济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以反映城镇化质量。城市是各项生产要素聚集的地理空间，聚集效应是城镇化质量在经济维度的体现。我们用城市市辖区经济密度（市辖区gdp/市辖区建成区面积）来反映聚集效应。本章构造的城镇化质量的计量模型如式（7）所示：
ei=c+afii+ax+ei（7）
其中，ei为i城市市辖区经济密度的对数值；fii是i城市金融干预指标，a是金融干预指标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待估计系数；x为其他控制变量，a是这些变量的系数；c和ei分别是截距项和随机扰动项。在城镇化质量模型中，控制变量包括了科教财政支出比重、非国企就业比重、非内资企业工业产值比重、人均gdp的对数值、城市平均工资的对数值以及地区虚拟变量。式（7）反映的是金融干预的绝对值fii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本章还将考虑金融干预的相对值cfii与城镇化质量的关系，如式（8）所示：
ei=c+acfii+ax+ei（8）
其中，cfii是i城市金融干预的相对指标，其余变量和式（7）相同。
本章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2000年和2010年的两次全国人口普查。
城镇化速度与金融干预的关系的实证检验
金融干预对城镇人口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我们首先对式（6）的城镇化速度模型进行了回归，限于篇幅，本章只报告回归结果的主要结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要具体分析数据。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干预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了本章的理论假说，即更高的金融干预程度将导致更慢的城镇人口增长。但在控制变量中，非国企就业比重变化、非内资企业工业产值比重变化和人均gdp增长均不显著，且模型整体的可决系数偏低。对于这三个指标，我们尝试用期末的绝对值来替代期间的变化值，原因是：一些期初值较高的地区，即使期间变化值较低，仍更能吸引人口流入；一些期初值较低的地区，即使期间变化值较高，期末值也有可能偏低，也不能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调整后的模型拟合情况大为改善，而且金融干预指标分别在5和10水平上仍显著为负，再次印证了地方政府的金融干预对城镇化速度有负面影响的假说。
关于控制变量对城镇人口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报告如下：期初城镇化率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与logi曲
喜欢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