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质量与金融干预的实证检验
金融干预程度越高，城镇化质量越低。我们首先利用金融干预的绝对值（贷款/非科教财政支出），对式（7）的城镇化质量模型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干预的绝对水平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了本章的理论假说，即更高的金融干预程度将导致更低的城市经济密度。为考察金融干预的相对值（贷款占全国比重/非科教财政支出占全国比重）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我们对式（8）进行了回归，金融干预相对值的系数仍然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相对程度越高，城市的经济密度越低。
关于控制变量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主要结论报告如下：科教财政支出比重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在科教领域的投入对城市形成高附加值产业成长的环境意义重大。非国企就业比重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表现出显著性，虽然这一指标有可能遗漏部分非正规就业者，但即便是低于真实水平的统计值也对城镇化质量提升有正面影响。非内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非内资企业所享受的土地优惠政策较少，更能发展土地集约型的产业。人均gddp越高的地区，能更好地吸引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和企业。城市平均工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平均工资待遇越高的城市，能够更好地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形成高技能密集型产业。西部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西部地区经济密度的初始值较低而具有后发优势有一定联系。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城镇化速度模型和质量模型做了几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包括将金融干预变量转变为滞后一期和滞后三期，剔除金融干预指标最高5和最低5的城市样本，将样本分为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等。在这些稳健性检验中，金融干预和主要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没有变化，略微改变的仅是这些变量的显著性。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这些稳健性检验的具体结果。
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的金融干预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在地方政府的金融干预下，金融资源过度导向了基础设施、垄断领域和大企业等资本密集型领域，形成了低质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产生过度投资和无效投资的问题。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城镇化的潜在水平和应有的集聚效应，更潜藏了金融资源错配的风险。由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是地方政府金融干预的主要工具和载体，当前这一风险集中体现为区域性特别是地级市及以下级别政府的财政风险。因此，降低金融干预对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影响，需要从有效管控地方政府性债务入手。
有效约束地方政府不当的金融干预，应“开正门、堵旁门”，在明确的制度框架下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目前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作为“国际惯例”的地方政府破产，应成为我国地方债务管理的重要制度。但事实上，地方政府破产并不是国际惯例。如日本、德国、法国等不允许地方政府破产。在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美国，也并不是每个身陷财政危机的地方政府都进入破产程序。
如1975年的纽约市并非通过破产，而是以下文所述的上级政府干预下的财政重组，度过了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市政财政危机。虽然破产能降低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道德风险，但在我国当前政治和法律体制下并不可行。不同于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的高度自治，我国地方政府信用与中央政府信用是一体的，允许地方政府破产不仅会损害地方政府信用，也会危及中央政府权威。本章认为，现阶段发挥财政纪律约束、行政管理干预和金融市场监管这三重制度约束，对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金融干预更具现实意义。
第一，健全财政纪律约束机制以遏制地方政府过度举债。
一是建立债务规模控制制度。大部分国家都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做了刚性限制。我国除了中央代理发行和试点省（市）自行发债之外《2013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第三条规定：试点省（市）发行政府债券实行年度发行额管理，全年发债总额不得超过国务院批准的当年发债规模限额。中央政府并未设置地方政府性负债的总规模、地区规模，也没有对融资主体资格进行审核。未来，中央政府应制定年度新增地方债务总规模上限，每年根据各级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状况，审核从省到区（县）的合格举债主体名单，并设置各省（市）债务年度限额，对债务风险较高的省（市）实行逐笔债务审批机制。二是遵循“黄金规则”。虽然我国《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预算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资金主要用于“公益性建设项目”，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不在这一条款控制范围之内，不少资金用于政绩工程、市场化项目。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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